山西晚报：劝阻酒驾不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自2月9日起，济南市交警部门针对酒驾问题，出台并实施抄告单位、追责同饮者、强制刑拘等一系列“新政”。其中，对与被查处的机动车驾驶人同桌饮酒的人员，一律到公安机关依法进行询问，对没有酒驾行为、也没起到劝阻或维护公共安全责任和义务的，要抄告其单位，由单位加强教育。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酒驾入刑，并于去年5月1日起施行以来，在媒体宣传和公安机关严查的合力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是深入人心。尤其是音乐人高晓松被拘事件，更是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正面宣传效果。但酒驾醉驾违法，始终只是针对驾驶者本人，现在济南首创新规严管同饮者，这一涉嫌“连坐”的做法自然引发极大的争议。

　　媒体对此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有误导公众之谬，如将其表述为“司机酒驾，同饮者将被处罚”(事实上并无处罚)，“追责同饮者”(其实亦无需负法律责任)，有点耸人听闻的标题党作派，或者干脆就是驾驭汉语言的能力有限，找不到更确切的词汇所致。不过即便如此，济南警方的规定依然难脱浓重的 “连坐”意味——不问案情需要与否，凡与被查处的驾驶人同桌饮酒的，一律须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将未进行劝阻的同饮者抄告所在单位，由其加强教育等。严查酒驾固然可嘉，应否“殃”及他人却值得讨论。

　　首先来看 “同饮者须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这条。因办案询问公民固然是警方的职权，但于此处却有枉用滥用之嫌。因为根据现行相关法规，酒驾和醉驾的认定标准都极其简便易行：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低于80毫克即为酒驾，超过80毫克即为醉驾。凭抽血检测就可下定论的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同饮者的佐证。被询问者既不能将未达标准者信口雌黄成酒驾，也推翻不了酒驾或醉驾的事实。询问毫无意义，却有浪费警力之忧。

　　再看后一条。同饮者对当事人是否进行了劝阻，是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警示教育的关键。但如何坐实此点却让人颇为疑虑。为减轻责任计，当事人一口咬定未曾被劝阻，当是可被理解的自保策略，遇此情形，岂不要众人当场辩论不成？即使多人同证，又凭什么据此就可肯定采信呢？再若酒驾或醉驾当事人为上司，被询问者为下属，即便劝阻过敢说出来吗？如此种种都使这一规定实际上很难落地，只不过徒具观赏价值罢了。

　　济南警方之所以要追究同饮者，一个重要的理论依凭是，同饮者若不劝阻就是没尽到维护公共安全的义务。问题是，公民有这种义务吗？正如见义勇为是维护公共安全一样，我们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却不能将之绑定并视为公民的法定义务，见义不勇为，至多可受道德上的责备，而不能在法律意义上被追责。劝阻饮酒驾车者也是如此。维护公共安全从来就是警察等国家机器而不是民众的法定义务。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里，只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义务，守法的义务，劳动的义务，受教育的义务，服兵役、纳税的义务，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等等等等，何曾得见维护公共安全也成了公民的法定义务了？

　　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济南警方追究同饮者的做法，虽并无具体的处罚，亦有违法行政之嫌；对于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对于与酒驾醉驾当事人同饮者，劝阻与否都是可以的，能劝当然好，不劝也不应该被追究所谓的责任。此事件激起相当的民意反弹，其真正可怖之处，实则乃在于贯穿其中的“连坐”思维，这也是一枝独大的公权的惯性思维。那句臭名昭著的拆迁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就是这一思维的现实映射。再如一人超生，全家受罚等，能举出的例子还有不少。

　　酒驾醉驾之害，人所共知，对其零容忍已成共识。济南警方欲加之严惩的用心的确值得赞赏，但做法却是有待商榷的。(王太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