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未成年人保护成难题 媒体吁找“临时家长”(2)

　　找“临时家长”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

　　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这项制度体现在第270条。宋英辉表示，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相比，第270条将原来的“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改成“应当通知”,如果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时，应当通知其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其他成年人到场。

　　简单地说，这项制度就是要办案机关为那些父母不能到场的孩子找“临时家长”，履行监督、沟通、抚慰和教育等职责。

　　目前，上海、天津、北京、云南、福建、辽宁、浙江等地的一些司法机关也都建立了此项制度，只是做法各异。

　　2004年4月，上海市长宁区率先在检察阶段试点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2006年5月向前拓展至侦查阶段的讯问中，2008年3月又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延伸至审判阶段。相对于上海的“全过程覆盖”，其他地方的合适成年人在场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和检察阶段。

　　从调研结果来看，合适成年人主要不是关注讯问过程中涉及的犯罪事实问题，而是从程序上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对未成年人不理解的内容进行解释，对未成年人紧张情绪予以抚慰。

　　但据何挺的调研，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消极的方式在场旁听，以插话的方式打断讯问的情况较为少见。

　　“从理论上讲，合适成年人应是中立的第三方。”何挺说，各地实践中也都要求“临时家长”不偏向办案机关和任何一方当事人。调查发现，超过7成的办案成员和未成年人认为他们能保持中立，89.5%的未成年人认为他们对维护自己的权利有帮助。

　　但是，现在合适成年人由办案机关聘请甚至支付费用，他们的中立性能否得到完全保障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具体案件中，在人员选择过程中应该加强随机性，避免由办案人员直接指定合适成年人，防止少数人集中担任合适成年人”。

　　调查发现，在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很少有重新犯罪的现象发生。在进行回访的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49名涉案未成年人中，无1人重新犯罪，并且没有其他违法违纪(行政处罚、学校处分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