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成之争考卷 组织压力让干部重归公仆(2)

　　重归公仆：组织压力逼出奇效

　　压力让瓮安人警醒。醒来后首先做的就是把公仆们“赶”到百姓中去接地气，建感情，找回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强制性的，自干部作风教育整顿以来已问责127名干部。

　　杨胜乾是雍阳镇原政法委书记，因“6·28”事件受到处分，被调往鱼河乡任乡长助理。深溪村是乡里情况最复杂的村，杨胜乾选择到那里“从头再来”。

　　进村第一次开大会，“那天出大太阳，主席台在屋檐下的阴凉处，村民们都坐在坝子中间。”杨胜乾说，自己刚在台上坐下，就听到有人喊，“为哪样你坐在阴凉里，我们晒太阳？”“对哈，大家都坐在一起。”杨胜乾应和着赶紧把桌子搬到坝子中间。

　　顶着烈日，他扳着指头一项项地说村里可能发展经济的路子，村民们也一直仰着头，仔细地听着。那次大会后，杨胜乾成为深溪村党总支书记。

　　接着，杨胜乾为村里引资准备发展1000亩精品猕猴桃种植基地。但一下子流转出这么多土地，在过去肯定要吵得天翻地覆。杨胜乾给农户一笔笔算经济账，靠着增加收入美好前景说服了大家。“现在懂得了什么是为老百姓执政。”杨胜乾总结，把自己摆在服务者的角度，用一颗公心干工作，才会赢得公信。

　　治吏的同时也在治警。2011年春，瓮安公安系统选派了100名年轻干警到老百姓家去当“义工”。20天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请假，不准探视，凡私自离岗一律关禁闭7天。

　　中坪镇派出所民警曹开野被派到一个小山村住户，一落脚，房东就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曹开野马上愣住了。

　　原来，2007年一个冬夜，这个村民曾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的耕牛被盗，因此类案子费时费力，曹开野不积极：“太晚了，明天再去看吧。”村民重复了很多遍心中的焦急，没能说动小曹出警。第二天，小曹又因为有其他事情，最终没去勘察现场。

　　“你知道吗？我那天特别失望。其实也并不指望能找回牛，只是希望在最害怕的时候，你们能起点震慑作用。”那个老乡说，“可我连这都没得到。”

　　此时留给曹开野的只有痛悔。“那次活动回来，许多人的总结都写成了检讨书。”

　　“瓮安现象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内管束特点。”王长江教授说，“而这里的作风转变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风暴，还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瓮安县委组织部率先试水建立了“基层组织局”。他们首创了机关和基层党支部“双向组织生活”。“现在县乡村干部都实行了‘写民情日记’、‘记民情台账’制度，以检查干部下基层的情况和对农户的了解。”瓮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彭志伟说，“这些记录都是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据。”

　　最有特色的是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的制度。目前已有49个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约占全县村支书总数的一半。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瓮安做法，在这里还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熊永忠是铜锣乡著名的上访户。他所在的村组大片林地因构皮滩水电站的兴建而淹没，可国家给的补偿款却被原村支书廖德云私吞了。后来廖德云被判刑，可他的家族势力仍非常强大。讨款无果，熊永忠只有不断上访。

　　2011年8月，铜锣乡党委换届，熊永忠再次上访。令他意外的是，新来的党委书记宋华当场表态，15日内肯定给个答复。此时正值瓮安县推行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制度，铜锣乡党委将副书记下派村里兼任村党总支书记，同时将临近两村的党总支副书记实行异地交流任职。

　　由于排除了人为干扰，实地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12天后，宋华等人到熊永忠家商议，听取意见，最后决定用一笔专门的资金解决问题。

　　等到这个结果，熊永忠大喜过望：“多年的上访路，走到这里，算是到尽头了。”

　　不仅如此，在多次目睹了乡干部的新作风后，熊永忠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村党支部，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为老百姓干事的党，值得加入！

　　立党为公：利益切割标示执政理念

　　瓮安矿产丰富，自古就流传着“谁能识得破，金银用马驮”的诗句。如何切割好这块“肥肉”，一直考验着瓮安的基层政府。

　　瓮安的磷矿大多在玉华乡，这里也是矿群矛盾最尖锐的地方。由于矿产的开采，当地地下水源曾被挖断，人畜饮水发生困难，而地基的下沉，也导致一些百姓的房屋开裂。

　　“政府的税收增加了，老板腰包鼓了，村民非但没有受益，甚至还受了损失。”玉华乡乡长张林才说，“这样的发展怎能不累积危机？”

　　2007年4月，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村民与当地矿产开发公司发生纠纷，在解决过程中，村民又与政府人员发生冲突，13名村民被拘留。随后村民冲击了县公安局。“6·28”事件当事少女的干爹也曾参与此事。一年后，正是他用冰棺保存少女遗体，导致事态向恶性发展。

　　“参加群体性事件的许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大多是因为具体的经济利益问题。”王长江说，“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关键是切割好利益。执政党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瓮安人用血换来的教训。”

　　2008年10月，瓮安县人大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制定了“谁开发、谁保护，谁引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矿山开采业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

　　在新理念指导下，玉华乡解决了一桩历史公案。牛宫村由于矿产开发，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生活无着。运输矿石是很大一块肥肉，可乡里的车队长期交给私人老板经营，村民得不到一点利益。为此，失地农民常常堵路。

　　“6·28”后，玉华乡动员老板退出车队，然后成立了“北斗装运有限责任公司”，村民一人一股，每股2500元，总集资120万元。公司雇佣经理班子负责运营，除提取一定公益金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红利年终均分给每个村民股东。2011年，每个股民都分到了2000多元。

　　“公司制度非常严密。每年出生的婴儿在次年入股。”总经理舒泇华说，“公司成立后，再没发生过堵路，一堵路，就损害自己的利益啊。”

　　切民间资本的蛋糕不易，切政府自己的蛋糕更难。

　　这方面，瓮安也有教训。2007年前，瓮安县工农业产值和财政总收入都增长很快，但用于民生的支出却很低，以至怨声载道。

　　对此，瓮安一中校长李凤奇的感触最深。在他的记忆里，2008年以前，政府不但不对学校发展投入经费，还要将学校收费中的40%交给财政统筹，“2007年瓮安一中就‘统筹’走了116万元。”有校长曾经跑到教育局局长办公室去争取、吵架，还是依旧统筹。

　　当时，瓮安全县3200多名教师承担着近8万中小学生的教育任务，其中瓮安一中的师生比达到1∶30，全县人数最多的班级有145人。“全县初、高中校内住宿只能容纳2000多名学生，七八千名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李凤奇说，“由于管理跟不上，黑社会势力慢慢渗透到学生中间，‘6·28’事件中，青少年成为参与的先锋。”

　　痛定思痛，瓮安县领导在反思会上表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先把民生的欠账还上！”2008年以来，瓮安县偿还教育历史欠账4826.77万元，投资3.06亿元建设和改扩建重点学校，筹资3978万元改造了一批农村初中和薄弱学校。县城学校每班学生变成了60人左右，校内宿舍也基本满足了需求。

　　观念一变，思路大开。征地拆迁是各地政府最头疼的事，然而瓮安县城改造实施3年，涉及到的4000多拆迁户却无一上访。“根本原因就是让利于民。”瓮安县委副书记、县长尹德俊说，“把利益多切一点给老百姓，是市政工程，就切政府的；是商业开发，就切开发商的。”

　　瓮安的补偿政策确实优惠：对县城居民拆迁执行“拆一补一，结构陈新不补差”政策；将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从每平方米25元提高到43.09元；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由原来单一的货币安置，转变为小城镇安置、货币安置、划地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让百姓自主选择。

　　如此力度的让利补偿，在全国也是超前的。有人曾经提醒瓮安其中的风险，但瓮安县委的回答是：“发展是为了人民，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就值得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