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糯康不排除判死刑 吁设湄公河特殊执法区

　　近日，公安部通报“湄公河惨案”重大进展：该案重大嫌疑主凶，“金三角”特大武装贩毒集团头目糯康，终于在中国与老挝警方的协力配合下落网，并被正式引渡到中国受审。

　　“糯康落网，是中老缅泰四国在安全合作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马呈元教授，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陆晶副教授，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予以高度评价。但两位专家同时提示，目前的联合武装执法只是临时性、阶段性的。

　　“为了彻底给湄公河流域的中国人‘保平安’，还有必要建立一套长效、综合的多国联合执法机制。”陆晶说，“其中，设立某种‘特殊执法区’进行联合执法，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途径。”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警务合作”

　　“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湄公河惨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陆晶向记者表示，“而抓获糯康行动，涉及中老缅泰四国，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成功的背后，支撑它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共识。

　　“在全球化的今天，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跨国犯罪，正在愈演愈烈。”陆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为此，各主权国都在谋求与别国的合作。中国也签署了联合国框架下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

　　在“湄公河惨案”上，陆晶指出，中老缅泰四国警务执法合作的法律依据同样充分。

　　据她介绍，老挝、缅甸、泰国等都属于东盟成员国。2004年，我国政府就与东盟成员国政府签署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还与泰国、老挝签署过双边引渡和司法协助条约。

　　惨案发生后，据媒体公开报道，湄公河流域的治安形势急剧恶化，河流航运量锐减90%。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受挫”。

　　“13名中国公民遇害，在中国也引起了强烈愤慨。因为依据国际法和我国《刑法》，当中国公民的人身权受到侵害时，无论身在何处，我国都可以行使管辖权。况且当时遇害船上悬挂的是中国国旗，中国依法可以管辖。”陆晶分析道。

　　于是去年10月底，中老缅泰四国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建立四国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机制。会后，公安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约半年时间，在由200人组成的专案组与老缅泰三国的通力合作下，糯康集团的二号人物伞康、三号人物依莱先后落网。近日，随着糯康落网，该武装贩毒集团遭遇摧毁性打击，集团内部先后已有30余人向老挝军方投降。

　　“糯康的落网，标志着湄公河流域四国联合执法机制是卓有成效的。这次湄公河联合执法不仅展示了中国警察的力量，也开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警务执法合作的新模式，是我国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成功实践。”陆晶这样评价本案对我国打击跨国犯罪的重要意义。

　　糯康中国受审不排除“死刑”可能

　　陆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对糯康的审判“将完全依照中国的法律进行”，因此并不排除他被判处死刑的可能。

　　“糯康被依法移交之后，依照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接下来要对糯康进行进一步身份核查、讯问和取证工作，同时，我国的法律也会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应有权利。中国警方在完成证据收集之后，会将糯康依法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相信中国的司法机关会作出客观、公正的审判。”她说。

　　“而糯康的行为涉嫌抢劫、故意杀人及毒品犯罪，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这些罪名的最高刑都是死刑。”陆晶进一步指出，“因此，从理论上说，不排除对他适用死刑的可能。”

　　两位专家提示，在糯康被引渡给中国后，我国对本案便有了最高司法管辖权。“糯康的行为还涉嫌贩毒，对此，世界各国的惩处都是比较严厉的。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对类似案件的判决，判处刑罚时不会因为国籍不同，而‘区别对待’。”陆晶说。

　　陆晶认为，即使糯康“死罪可免”，他也只能在中国服完刑期后，才可能离开。

　　“从糯康被移交我国起，除非我国允许，比如在调查取证和指控方面需要外国协助，否则别国是无权介入的。”马呈元也提示。

　　设“特殊执法区”保驾护航？

　　“从跨国犯罪发展的趋势看，只靠‘一国之力’越来越难有作为，各国合作共同打击和防范恶性跨国犯罪，已成首选。”陆晶表示，尤其湄公河流域作为一条重要的经济生命线，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日益密切，滋扰该区域的跨国犯罪，想必会更加猖獗。

　　为此，不少专家呼唤，四国联合执法应走向常态化，将目前这种“警务合作”上升到“国际条约”层面。

　　“但其中最大的‘障碍’，还是主权问题——你怎么在我的领土上有执法权？这涉及别国是不是允许你这样做，它的警方是不是愿意配合，以及两国的外交关系和默契程度。”马呈元提示，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条约，允许一国可以到另外一国常态化地自由追诉犯罪、行使权利。

　　而据两位专家介绍，在目前的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下，警察执法确实面临诸多困境。

　　“湄公河是一条国际河流，流经各河段的主权‘归属清晰’，对任何可疑船只的盘查与登临检查，都涉及和相关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协调问题。”陆晶指出，虽然四国已经签署了区域性国际条约，但掣肘因素仍颇多。

　　马呈元举例说，目前的联合巡逻，更多停留在中老缅泰联合执法船的简单组合。“比如中方巡逻船由中国的港口出发，船行到缅甸，缅甸的警方就上船参与巡逻；到了老挝，老挝警方便上船帮助执法。遇到那些毒枭、海盗在岸上攻击的话，只能在船上还击，无法上岸。”

　　如何平衡国家主权与打击跨国犯罪的关系？陆晶认为，沿岸各国在湄公河流域设立某种“特殊执法区”，或是解决之道。

　　“在这个‘特区’内，各国警方可以就辖区内的各类跨国犯罪，从预防、侦查、缉捕到审判，开展全方位地密切合作。”陆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这个“特区”应该建立在一套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各方权利义务明细的合作协议上。

　　据悉，目前我国已经与湄公河流域的6个国家，在“打击毒品犯罪”和“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上，展开了长效、深入地合作。近3年来，与东盟成员国协助，中方缉捕并遣返重大刑事、经济、毒品犯罪嫌疑人53名。

　　“这对打击包括‘湄公河惨案’在内的其他安全领域犯罪，具有借鉴意义。”陆晶认为，在合作的共识下，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不妨在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上努力。

　　“其中，像各国在‘执法特区’内的信息情报交流、联合边境管控、联合域外调查取证、跨国追捕与遣返逃犯等，都是可供‘拓展’的合作领域。”陆晶说。本报记者 王梦婕 实习生 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