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调查：陷入无休止讨薪和维权

　　《法制日报》视点版昨天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为何“没有安全感”》为题，报道了80后快递员在北京打拼10年的经历。这个来自农村的80后小伙子，非常努力地想融入城市，却不被城市这“庞然大物”所容纳，在一夜醒来便失去了工作。他信奉“干多少拿多少”，对于“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并不抱怨。他不想回到农村，因为“那儿没有发展”，却也觉得留在北京“只是一个梦”。这名80后快递员的生活，可以说是在北京奋斗的底层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

　　今天视点版推出的第二篇调查，讲述的是来自陕西的80后女孩的故事。她在城市的经历相对顺利，工作也相对稳定，但也在一朝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讨薪和维权的过程中。偌大的城市对她来说，同样是“缺乏归宿感”。

　　编者按

　　□新生代农民工真实生活调查

　　80后陕西女孩常莉在思索再三之后，还没有决定是否应该回到原来的工厂上班。曾经，她确切地相信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曾经打工了6年之久的地方。

　　“最近事情太多了。”常莉连连对记者说，去年年底，原来打工的公司将常莉和其他一干工人莫名其妙地扫地出门之后，她和其他好几个工人一道陷入了无休止的讨薪和维权的过程之中，此事直到最近才告一段落，但她再次面临着新的选择。

　　说好上社保结果一分钱没上

　　今年春节前，一位老家在南方的同事的一句话曾经让常莉印象深刻——“如果拿不到应得的钱，我以后撒尿都不会冲着这个方向(北方)”。在常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公司终究还是将他们应得的东西还给了他们。

　　最近，常莉过去的许多同事又到了另一个地方新建的厂房上班，思虑再三之后，常莉依然没有决定是否和过去的同事们一起过去。

　　“据说现在的厂房和过去的厂房都是同一个老板开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到那家公司打工是为了钱，假如现在回去同样是为了钱。”常莉有些无奈地说。

　　正是觉得收入还不错，常莉在这家公司打工了一段时间之后，让自己的丈夫也来到了这家公司。

　　尽管只是一个出生于1982年的女孩，但常莉在北京已经算是“资深”打工者了，她从2006年就来到北京了。

　　常莉过去所效力的公司专门从事生产服装展示道具，也就是人们平时在服装店里所见到的模特模型。

　　常莉告诉记者，这家公司规模很大，总部在浙江，在北京有其下设的一个经销点和生产基地。

　　“这家公司的待遇不错，三四千元一个月，比其他工厂高出不少。当初，我们都是冲着这个去的。”常莉说，“我好几年前就在这家公司干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公司突然通知我们北京这边所有的厂都要撤走，问我们愿不愿意跟着去浙江干，我们就是打工的，哪里愿意跟着公司东奔西颠的，在回答了‘不愿意’之后，公司就不承认我们曾经是他们的员工，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去年的年终奖都还没有发，就要把我们都赶走。”

　　“最让我们气愤的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公司说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都给我们上，结果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就这么一直拖着一分钱都没交。我们除了向公司讨要剩下的工钱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公司把这几年‘一分钱没交’的社保都给补上。”回忆起那段维权的日子，常莉记忆犹新。

　　“在仲裁的时候，公司派来的律师一口咬定我们和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公司的厂房停产之后，公司也不过来人了。”常莉说，后来她和同事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到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经过和公司反复的交涉，总算要回了社保和工资。

　　有了这样的经历，面对新的厂房开张，常莉心怀疑虑。

　　“按照过去的经验，新的厂房往往条件和管理都不是特别规范，保障也不可靠，人总不能两次都犯同样的错误吧。”常莉说。

　　几乎每顿都是萝卜大白菜

　　记者跟随常莉来到了她所说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西二村的厂房，这里四周空旷，人烟稀少，再往南走便进入了河北境内。

　　常莉告诉记者，一般正在开工的厂房外人是很难进去的，全部都封闭了，上班时间连电话都不让接。

　　厂房的门已经破败并且布满灰尘，推开的时候，会发出沉闷的声响。

　　记者看到，这片厂房原本是当地的一片平房，面积很大，尽管已经长时间陷入了停工的状况，但仍能看出生产的痕迹，在每间房间里都摆放着生产出来的人体模型：有的是完整的、有的是胳膊、有的是大腿……

　　“我过去主要在这里工作。”常莉指着一个白花花的大池子对记者说，这里是专门给已经生产出来的人体模型染色的。

　　“要是工作的时候你站在这里根本看不出来，我要是中途从厂房里出来你也认不出来，有很多很多白色的粉尘，每个人从头到脚全是白的。回到家之后，吐出的唾沫、流出的鼻涕也全是白色。”常莉说。

　　记者注意到，常莉工作的房间的屋顶有要垮塌的迹象。

　　“这间房间的屋顶去年夏天就是塌过一次，当时刮大风了，这里还有人在工作，结果整个人都被埋在了下面，还好人没事。”常莉说，由于这一片厂房都是临时搭建的，建筑质量十分凑合，屋顶垮塌的现象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

　　“我还有同事是干这个的。”常莉把记者带到另一间房间，拿起桌上两个瓶子说，一些工人的工作就是用这两个瓶子里的药水再加上其他的化学物品混合在一起之后，将模型的表面修补得更加光滑。

　　“这些药水非常危险。我的老板警告我，将这两瓶药水同时向墙上扔过去，其威力等同于一颗炸弹。”常莉说，夏天曾经有一次，她的同事在这间屋里干活的时候，放在桌上的这些药水突然自燃，差点把她同事的头发都烧掉了。

　　“这不算什么，那个威力才大。”常莉又指着院子里的一个铁皮桶说，那里面曾经也是装满了化学试剂，有一次不小心遇见明火之后，冒出一人多高的火焰，“像喷泉一样”。

　　常莉和她的同事们没有人能说清这些“危险的药水”究竟是什么成分，他们只能按照老板的要求去使用这些药水。

　　常莉还告诉记者，在这样的厂房里冬天没有暖气，于是工人们只能烧柴取暖，夏天又不通风，温度超过四十度。而工人们的工作时间是这样的：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之后半个小时吃饭，再从12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再用半个小时吃饭，接着一直干到晚上8点，吃的菜通常时候就是二选一：萝卜或者大白菜。

　　常莉又将记者带到了楼上的一间房，这是整个厂房里唯一有电脑和暖气的屋子，也是经理办公的地方。这里还堆积着工人们过去数年间所有的考勤表。

　　工人们在维权的时候，曾经整天在这里清理考勤表，找出来提交给仲裁机构，以证明自己曾经在这里干过，从而进一步要回自己的工钱和社保。

　　“当时工厂的经理是不支持我们的，从不让我们来这里，也不让我们拿那些考勤表，后来经理发现不对劲了，感觉公司要连他一起弄走，于是转而支持我们了。”常莉说。

　　担心孩子在北京受到歧视

　　常莉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但是她却一直没有要把孩子带到北京来的打算。

　　“孩子打从一生下来就没在我跟前，我觉得自己跟孩子的感情都生疏了，也一直考虑过想让孩子呆在自己身边，但如果要让孩子在北京上学，需要花很多钱。最重要的是，即便真的在北京上学了，也不会是什么特别好的学校。”常莉说，她在北京居住的地点都在城乡接合部，孩子也就只能在那附近上学了，“许多和我一样在北京打工的人也有把孩子带过来上学的，但那受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教育，反正早上去晚上回，就和放羊一样，只要孩子不生病不出事就没人管”。

　　更让常莉担心的是，孩子在北京上学可能遇到歧视。

　　“我一个亲戚就把孩子带到北京来上学了，我曾经替我那个亲戚去开过一次家长会。在学校里，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还是分得很清楚，本地学生和家长也看不起外地学生和家长，他们认为我们就是外地人外地的学生，我们还是会回到外地的。我们这些流动人口的孩子在心理上感受很差的。”常莉说，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愿意将孩子放在老家，因为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对孩子“有好处”。

　　“虽然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但在大城市里还是缺乏归宿感，融入进去比较困难。首先就是工作不稳定，由此带来了工作收入不稳定，住宿地点不稳定，社保保障不稳定等很多困难。但我们就是农民工，没想过真正留在大城市生活，也不想像上一代人那样一直呆在农村，出来外面打工就是想挣点钱。”常莉反复地向记者强调，尽管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风险，收入也不稳定，可依然还会选择外出打工。(记者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