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监督公车私用，需较真公民更需较真制度

　　广州60岁的区少坤，是个吃低保的老人，也是当地有名的人物，皆因他6年如一日监督公车私用。区少坤走在街头，见到公车私用会随手拍下，然后拨打举报电话并将图片上传至微博。有人称其作秀，但他却因监督常遭辱骂甚至被打。

　　一个自身尚未完全衣食无忧的老人，竟然整整6年来痴迷于公共事务。当区少坤老人监督公车私用成为习惯，这无疑已是较真公民的表现：公车关乎三公经费的支出，与纳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单个公民的力量也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去关注与监督公共事务。也许，对于个人来说，较真“得不偿失”，但较之诸如“公车私用”此类被习惯性漠视的问题，这种外部监督不可或缺。

　　较真的公民是权利社会的财富，因为稀少，他们几乎一出现就成为新闻人物。探究他们“别具一格”的原因，除却其他个体者的不踊跃，它反衬出的显然还有制度层面上的不积极。具体到区少坤新闻中，他长达6年监督公车行为的现实土壤在哪里，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些地方公车滥用、公车私用现象的大面积存在，地方公车治理进展缓慢，至少与普通公民的心理期待存在差距。 粗略算来，始于1994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文件为标志的公车改革，至今已经走过了约18个年头，可在具体的地方执行上，其成效仍然很难让人抱以乐观。大的方面言之，无论是以货币购买，还是严格限定公车配置，其最终效果也很少见整体成功者乃至可作为典范者。至于公车私用，不过是公车乱象中的一条小尾巴而已。

　　关于公车改革，关于公车私用、滥用等附生性问题的治理，制度的顶层设计早已有明确规定，为何到了地方就频频走样与失效？原因出在哪里？必须承认的是，公车治理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内容纷繁复杂，确实难以一时完全治理，但地方公车治理的蹒跚不前，更主要的还是缺少“较真的制度”：在具体的公车治理中缺乏公众参与，几乎都是让坐公车者进行公车治理，当然难以较真起来。

　　当前一些地方进行的公车治理与改革，多是“坐公车者主导”。这种单纯依靠权力自觉的公车改革，不仅会不透明不公开，甚至还会坚守住一个前提：那就是让确保权力者自身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事实上，缘于没有公众的参与，没有将民意纳入治理的整体范畴之中，许多地方的公车改革都是不触及利益核心的微调，甚至只是做做样子。

　　公车治理本身是一场复杂的利益搏弈，这一点早已经被认同，在关于公车治理的讨论中，逐渐清晰的另一个共识是：尽管公车治理乱象纷呈出来的形式各异，但它们所指向的根本问题都是“不受约束”。正因为纳税人未被赋予应有的知情与监督权，所以当前许多地方的公车运营成本是模糊的，公车数量是模糊的，乃至公车的正当性用途也是模糊的。这种无约束的治理机制，当它们遭遇不健康的权力观，自然就衍生出公车使用的乱象，公车私用、滥用、超标配备现象随处可见，于是也就“造就”了区少坤老人的“瞩目”。

　　就笔者个人而言，很是钦佩这位不妥协、随手拍公车的区少坤老人，但说到理性而有效的公车治理，它显然更来源于一个较真无缝隙执法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少坤老人成为新闻人物，本质上不过是验证了地方公车制度治理的部分失效。一千个较真的公民何如一个较真的制度，区少坤老人当然值得钦佩，但也不是出现得越多越好。(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