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查包抓小偷惹争议 学者称有滥用公共权力之嫌

　　乘客手机被盗，警察逐一查包——

　　“地毯式抓小偷”是否可取

　　7月5日下午6点左右，南京65路一辆公交车行驶到广州路时，一女乘客高呼手机被盗，要求司机停车报警。警察随即赶到，情急之下，要求60多名乘客从后门下车，逐一开包接受检查。绝大多数乘客很配合，但也有个别乘客不愿意，要求警察出示搜查证，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

　　“这个‘争执’，看似口角之争，实际上反映的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碰撞。严格区分二者边界，谨防二者相互僭越，在法理和实践中都具积极意义。”复旦大学法务委员会主任胡鸿高教授对本报记者说。

　　纵观“查包事件”，专家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和形成共识。

　　警察查包，要不要搜查证？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只能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进行，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第111条又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

　　南京大学法学院刑诉法副教授张复友解释说，搜查，包括身体、物品、住处、工作地点和其他有关地方的搜查。上例中，“警察虽然没有搜查乘客身体，但逐一查包，也是搜查，必须出具搜查证。”

　　也许有人说，警察查包是行使公共权力，此时，全车60多人的公民权利要让渡于公共权力，没有搜查证并不要紧。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胡鸿高说，公共权力只是公民权利的一种伴随物，公共权力的目的，不是使单个公民权利效用的最大化，而是使共同体中每个公民权利效用的最大化——不能为一个女失主的权利，去牺牲一车乘客的合法权利，哪怕全车乘客自愿打开包。否则，就有滥用公共权力、侵害公民权利之嫌。

　　“而强调依法申请搜查证，正是为了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僭越。”胡鸿高认为，必须通过法制建设来严格规范公共权力，防止“说搜就搜”。

　　何为可以例外的“紧急情况”？

　　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的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到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所谓“紧急情况”，《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07条做了4条具体规定：可能随身携带凶器的；可能隐藏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的；可能隐匿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

　　而上例，显然不符合“紧急情况”的4个要件。因此，还应遵从法律原则性规定，按照程序申领搜查证。否则，乘客有权拒绝接受开包检查。

　　手机丢失，首先是个人保管不当的问题。“除非这部手机，涉及国家机密或反恐等重要信息，才能无证搜查。”胡鸿高补充道。

　　今后遇到类似报警如何处置？

　　8日，记者联系当时出警的有关警员，得知他们正为今后如何规避执法风险而苦恼——公交车内失窃报警时有发生，接警不处警不行，可到了现场又咋整？

　　“读透《人民警察法》，熟悉用活相关法规。”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专家给他们支招说。

　　《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专家说，今后如遇到类似情况，要迅速侦查现场，争取锁定重要目标人，出示《警察证》后，重点盘问、检查嫌疑人。如果发现重要嫌疑线索，可经批准，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继续盘问。“但不能地毯式抓小偷，对全车人搞‘人人过关’。”

　　“警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张复友提醒说，如出警后没有发现任何嫌疑线索，就要果断“撤”。不能以民间“做好事”的心态处置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是执法者，一言一行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为”或“不为”、“搜”或“不搜”，都源于一个“法”字。(记者 林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