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私刻公章骗取医疗费救妻续：盼缓刑照顾妻子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北京的繁华伸不到五环之外。尽管居住在朝阳区,但黑庄户在地图上的标志只是一个乡。廖丹的妻子杜金领在北京住了十几年,始终无法获得一个北京户口,也就无从享受北京人的各种保障。

　　后来杜金领患尿毒症,廖丹私刻医院收费章,四年为妻子换来400多次免费透析机会,涉案金额17.2万元,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此。

　　在迫使廖丹走上这条路的过程中,无论是北京还是杜金领户口所在地河北易县的医保政策,都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提供足够的金钱来解决这个穷苦家庭的燃眉之急。廖丹的所作所为固然不容于法,但更希望这个节点性的事件能够被重视,解决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

　　-透析难题

　　张彩云一直不知道廖丹是从哪里弄的钱给妻子做透析。她和廖丹相识于北京医院透析病房,他们的共同身份是“病人家属”。

　　张彩云的女儿彼时还在人间,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她为了尽可能让女儿过得舒服一些,每次透析结束,总会买些有营养的东西给女儿补身体。

　　好几次,她都注意到廖丹,眼神里“总是透着几分迷茫”,从塑料袋里拿出几个包子给老婆。“如果不是不爱她,那就是穷。”

　　时间久了,这个骑着三轮车往返数小时给妻子透析的汉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重复多次的“良心”,“我和老婆没有爱情,但要讲良心。”

　　廖丹在2007年以前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那是一个干瘦的小孩,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小很多。那时他们已经下岗多年,一家三口的低保加起来每月1700多元。穷人有穷人的活法,他们省吃俭用,为孩子攒钱,期待他有一天能改变命运。

　　杜金领靠着打零工、捡废品补贴家用。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实也很相似,比如疾病总喜欢寻找穷人:杜金领在2007年查出尿毒症,几乎宣告了这个家庭的崩溃。

　　换肾是痴人说梦,廖丹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爱人凑齐透析的钱。杜金领第一次住院,廖丹花了不到三万块钱。好在他是北京人,按照相关规定,报销了一万多块钱。

　　看起来廖丹没有理由私刻医院财务章,但实际情况是,那条为了保障穷人看病的规定看上去很美,现实却是每报销一次,审批期需要近三个月。

　　“我可以等,医院能等吗?我媳妇能等吗?等你报出来,人都没了。”7月17日,廖丹在北京医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坐着抽烟,旁边是一堆不文明游客吃剩的西瓜皮。

　　张彩云家同样不富裕,但好处是她女儿有北京医保。她回忆女儿透析时的花费,一年如果有十万多费用,自己家要掏的只有不到三万。“这三万已经花掉了我的退休金。”

　　廖丹的家在遥远的东南五环之外,50多平米的小产权房里堆满了药瓶和衣服等杂物,墙角的蜘蛛网显然年份很久,已经变成了黑色。疾病让这个家庭没有时间打扫卫生,用手在衣柜上擦一下,会有一道灰迹。餐桌非常矮小,上面有吃剩的腌黄瓜和半个馒头。

　　儿子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墙上的奖状曾给他们带来许多温暖。早熟的孩子有时会安慰廖丹:“爸,你放心,你要饭我都跟着你。”

　　-医保在哪里

　　并非没有可以依靠的政策,就像廖丹之前报销的一万多块钱一样,但这些政策过于苛刻和滞后,对廖丹一家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比如北京的“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按照规定杜金领也可以享受,但在去年12月之前,每年的救助仅有三万元。他们试图从杜金领户口所在地易县寻找医疗保障,但遗憾的是,虽然在2006年申请过新农合,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廖丹的事情被关注后,易县新农合有关人士曾表示,即使杜金领有当地医保,如果在北京居住和治疗,需要在新农合管理中心办理异地医疗登记备案,而在北京(属省外三级医疗机构)治疗补偿的比例也低很多。对杜金领来说,只有获得北京户口才是享受医保的最近路途,但也需要“年满45周岁”。

　　“我们总不能改年龄吧,况且她的病拖不起,那些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了省钱,或者说为了有更多时间准备下一次透析的钱,一般尿毒症患者需要一周三次的透析,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改为一周两次后,杜金领的身体因排毒机会有限,越发垮了下来。尤其是她和廖丹在一起,仅从相貌上来看,她的年龄远远超过了“年满45周岁”。

　　每个月的1号到15号,是透析病人交钱的日子,很快花掉为孩子攒的钱后,廖丹借遍亲戚朋友走投无路了。

　　2007年11月,北京已经开始变冷。崇文门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树上有一个刻章的小广告,廖丹忽然想到医院从来都没有仔细看过的那张收费单。

　　他用350块钱买来的山寨机打了上面的电话,几天后,花100块钱,他拿到了一个假的收费章。第一次把自己盖上收费章的收费单交给医院,他心底甚至希望对方看出来这是假的,“哪怕说一声这个章好像不对,我也会悬崖勒马。”

　　事后检察机关称单据比较逼真,肉眼难以辨认真假。从此以后,廖丹用这个章给杜金领换来了400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总共节省了17.2万元。

　　在这个过程中,廖丹有钱的时候从来不会用那个章。按照规定能够报销的部分,他也从来没有再操作过。“我已经错了,我不能继续错。”

　　直到今年2月21日,警察在医院将他逮住。警方简单审讯后,拉着廖丹回家“寻赃”,一进入那套5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药品,再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无助的汉子,警察愣住了。一名警察对廖丹说:“哥们儿你也别拿我当警察,人家报案了我就得出警,我就是干这活的。我身上就二百来块钱,留给孩子上学用。”

　　-谁来照顾她

　　回忆这些事时,廖丹手里的香烟很快抽完,他立刻续上一支。他会拒绝记者递给他的烟,“我有,我有。”他的回绝很干脆,“这是我挣的。”

　　他赖以生存的黑摩的就在旁边的北京医院里,等待妻子透析的五个小时里,他会揽活挣点钱,一天或许能挣30块钱,这几乎是他们的全部收入。

　　这辆黑摩的是张彩云便宜卖给他的,包括廖丹当天穿的衣服,也是这些病人家属给他的。

　　廖丹只有在面对这位大姐时才会“嘿嘿”笑着,仿佛所有烦恼都跑远了。这是他独有的感恩方式,他只能这么感谢街坊邻里朋友等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尽管他们的帮助也很卑微。“我们不知道怎么帮他,有时候病人会省下几个透析用的针管送给他。”

　　他的电话不断响起,“您在医院门诊等我一个小时,完了我就过去。”挂了电话,他咳嗽了一下,“别问我的家事了,我就这点事,人得讲良心,我和我媳妇感情还不错,反正我能救她就救她。”他缓了一下,“但我当时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张彩云则试图减轻廖丹的内疚,“医院也有责任啊,如果早发现了,也不至于让他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你说万一判了实刑,谁照顾他媳妇啊!”

　　回到门诊楼没有看到等候采访的央视记者柴静,廖丹去了六楼透析室。门诊楼下常有胳膊上缠着绷带的人经过,他们都是来透析的,常年针扎让他们胳膊上都有核桃大的黑色隆起。

　　很多人对廖丹的经历不感兴趣,但对医疗有话说。“我听说在美国,这种病是免费治疗。”说这话的病人已经透析了十几年,他喜欢拿着自己的现状和看不到的地方对比,“身体受折磨,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家里负担重,家庭都给拖垮了。”

　　“我希望能够判我缓刑,但我也做好了实刑的心理准备,我不知道(进去后)谁能帮她(杜金领)。”大约30分钟后,他不得不从石头上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他有糖尿病,脚脖子的皮肤已经发黑,但他从来没有治疗过,因为没钱。

　　廖丹的事情发酵后,网友范炜通过网络为杜金领募集了50万元透析费用；7月16日,珠海市政协委员陈利浩捐款帮助廖丹退赃,保住了廖丹唯一的那套小产权房。在此之前,廖丹遍地贴小广告准备卖掉房子退赃,他单纯地以为只要退了赃就有希望获得缓刑。

　　好消息是法院正在慎重量刑,因为廖丹已经是“名人”,尽管他本性并不张扬。他不断诉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有缓刑的机会,否则,谁来照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