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报告首次提出加强法律监督(图)

　　权力如何运行，不但关系到依法行政，也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权力制约监督问题的新提法，不仅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也吸引了专家学者的目光。

　　建立健全监督体系是党对权力制约监督规律的新认识

　　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看，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腐败易发多发，一个关键原因是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为权力滥用或寻租留下空间。因此，如何对权力运行加强制约和监督，是反腐败的关键问题，历来为党中央所重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记者注意到，关于权力制约监督，十六大报告的提法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从加强制约和监督，到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再到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虽然表述只有几字之差，但意义重大。”11月11日，中央党校教授刘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反映了权力健康运行的基本原理，是对我们党10年来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建设的总结，也是对权力制约监督规律的新认识，更是推进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指针。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聂资鲁认为，这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同时也说明今后的反腐倡廉建设会更加重视制度体系建设、依法惩治腐败。“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加科学有效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这是一条根本之策。”聂资鲁说。

　　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有利于防止决策权滥用

　　“关于权力制约监督，十八大报告还有一个新提法，那就是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要求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刘春对记者说，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表明我们党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没有回避。

　　10年来，随着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各级政府主动听取民意、科学决策，使重大民生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彰显了法治的进步。但现实中，随意盲目决策、追求政绩的决策、以权谋私的决策等现象不断发生，对政府形象造成严重损害，给公共资源造成巨大损失。2009年，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但在一些地方，问责制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受访专家认为，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是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强化领导责任、减少决策失误、及时纠正错误决策和挽回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防止决策权力的滥用，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决策纠错机制作为决策失误后的补救性机制，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刘春指出，这可能会成为相关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深化的一个抓手。

　　如何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机制?聂资鲁建议:一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包括问责法治原则、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问责与纠错相结合原则、责任追究与防范相结合原则等。二是强化问责，对决策、执行、监督这三个环节实行全方位问责，为此必须制定系列配套措施和政策。三是建立决策跟踪和反馈机制，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把行政决策实施后的评价工作与决策方案的修正和完善结合起来，根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停止执行错误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各种监督形式都必须纳入法制轨道

　　从“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到“房叔”蔡彬和“表哥”杨达才，近年来由网上热议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到腐败问题最终处理，成为舆论监督的一种新现象。

　　“在公众参与热情高涨、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应该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约公权力，纠正违法行为，惩罚职务犯罪。”刘春认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加强法律监督，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聂资鲁看来，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是一个有机整体。具体而言，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是权力性监督，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行政的命令性，而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则是权利性监督，是人民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四个监督”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挥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无论是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还是舆论监督，都必须纳入法制轨道，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力。”刘春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种监督主体的作用，相互配合，共同构筑起一个多元化的监督体系。（李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