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清洁工护工贩卖真药盒用以假药生产获刑

　　一套美罗华包装盒，可以卖500元，你相信吗？在利益驱使和掮客引导下，医院清洁工、护理员铤而走险，贩卖真药盒用以假药生产。这种粗制滥造的假药流向市场后，极易蒙骗广大消费者，直接威胁病人生命安全。

　　近日，白云区法院的一宗判决，再次敲响了医疗废弃物品处置监管缺失的警钟。来自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南方医院的4名清洁工、护理员，向不法分子转卖药盒获利，均犯生产假药罪而获刑。

　　连日来，记者暗访了广州近10家医院，发现仍有医院存在管理漏洞，药盒存在无序外流隐患。

　　司法界人士认为，此案极具警示意义，凸显了医疗废弃物品管理存在漏洞，医院应切实承担管理责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一现状亟待改变。

　　一个药盒叫价500元

　　来自白云区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显示，本案线索来源于浙江金华“7·20”假药案。

　　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汪德光等安徽籍人员在广州等地收购进口处方药的空药盒、说明书，黑龙江籍人员在黑龙江等地灌装生产假药，张明福等人在网上销售假药，形成了一个松散型的制售假药犯罪网。

　　根据汪德光、王东祥、宋吉田、刘泳平、李清知、李梅等被告人的供述及辨认材料，一条完整的药品包装盒供应链浮出水面。

　　2010年初，汪德光找到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做清洁工的刘泳平，问她有没有美罗华、爱比妥等抗肿瘤药物的药盒、瓶子出售，价格很高，美罗华一套完整的包装，可以卖500元。从那以后，刘泳平开始收集这些盒子。

　　不久，汪又找到了在南方医院做合同制护理员的李清知和李梅。要她们多收集泽泰、爱比妥、美罗华三种药盒、药瓶，还强调药瓶要有盖子，盒子和瓶子的批号要相同，保存得越完整，价格就越高。每隔一个多月，汪就上门收购。

　　在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做清洁工的宋吉田“上道”晚一些，汪先让他收集立普妥、波立维药盒。不久，汪拿来更多品种的药盒，要宋扩大收集面。

　　据统计，汪向刘泳平买药盒花了25800元，宋吉田这边花了17280元，李梅这边花了17650元。李清知这边最多，有27370元。

　　汪德光还不是唯一下家

　　在药盒供应链中，49岁的汪德光扮演了掮客这一关键角色。

　　他自承，“我平时就背个挂包到各大医院，找医院的清洁工、护理员，告诉他们我高价收购药盒，并留一个纸条，上边有药盒的名字，有收购价格。等病人用完药后，他们多留点完整、干净的药盒、药瓶”。

　　拿到货后，汪再向他的“下家”张明福(另案处理)、王东祥供货，赚取差价。

　　汪与张明福搞起了远程交易，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到哈尔滨，张收到货后，再打钱到汪控制的银行账户，双方累计交易了2万多套。

　　和王东祥这边，汪采取现货交易，地点在德政中路工行附近。

　　汪少朋是汪的侄儿，他为汪提供了个人账户用以收取货款，“还帮他搬货发货，帮他代收货，和他一起提货。”汪少朋供称。

　　记录显示，仅在2011年8—9月，张明福分3次向汪支付货款57640元；2011年11月14日，王东祥向汪德光支付货款14000元。

　　不过，汪德光、张明福、王东祥还不是唯一的“下家”。

　　张明福透露，他把药盒卖给了孟泛芝、郑海生。“他们收购药盒后会装充药品，再将药品对外出售。”王东祥的“下家”则是北京的路广玉。

　　在公安部门的统一行动中，广州方面抓获了本案7名被告人；哈尔滨市公安局抓获张明福，但其他“下家”在行动中未能抓获。

　　最高获刑一年九个月

　　7名被告人中，王东祥、汪德光均为49岁，已是这一行当的“老江湖”，年纪最小的是李梅，是一名“80后”。

　　在法庭上，4名清洁工、护理员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意见，但都请求从轻处罚，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文化水平不高，有的说是农民，不懂法律，有的说家里母亲年迈，孩子年幼需要照顾等。

　　李清知、李梅的辩护人提出，没有证据证实二人所收集、出售的药盒是用于生产假药。

　　法院认为，张明福的证言已证实他收购来的药盒卖给孟泛芝、郑海生等人，是为了造假药，在7名被告人的供述里，他们也知道这些药盒会用来生产假药。尽管未抓获收购药盒的“下家”，也没有缴获假药，无法对假药进行鉴定，但综合分析收购的药盒要求外观干净、说明书完好无缺、包装盒不能破损，收购药盒种类特定、收购价格畸高等不合常理的情形，法院没有采纳上述辩护意见。

　　不过，由于本案所缴获的空药盒及说明书尚未被实际用来生产假药，法院认定7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可以从轻处罚。

　　法院一审判决，7名被告人均犯生产假药罪，获刑一年至一年九个月不等。记者昨日获悉，一审判决上诉期内，7被告人并未提出上诉，判决目前已经执行。

　　■记者调查

　　有医院还能收到药盒

　　连日来，记者暗访了广州近十家医院，发现大多数医院药品外包装管理较为规范，很难回收到药盒，但也有医院仍然存在漏洞，药盒存在无序外流的可能。

　　记者先暗访了本案涉及的三家医院，多名清洁工、护理员表示，“卖药盒犯法，要抓去坐牢，有的同事已经栽啦，哪敢再做这个生意”。

　　有的医院管理较为规范，清洁工、护理员已接触不到药盒，已有专门的人处理。院方多次向他们重申，私自处理药盒属于违规行为，一旦发现将受到处罚。

　　不过，也有医院仍存在漏洞。在一家肿瘤专科医院的地下车库，一位清洁工神秘地告诉记者，仍然有药盒子卖。

　　记者当即提出，能否看看现货，这名清洁工几经犹豫，最终答应记者去实地验货。

　　记者紧随其后，穿过住院楼、门诊楼，七弯八拐，终于来到院区的一个僻静处。这里是一座小平房，有清洁工在里边休息、说笑。等其他人走开后，她带记者向平房右侧的一个小山坡走去。

　　上坡约十多米，发现有一块小平地，几大块油布胡乱叠放，看不出什么异样。清洁工躬身上前一拉，一大堆药盒子呈现在记者眼前。仔细端详，这些药盒破损度不高，种类繁多。

　　这名清洁工告诉记者，大的药纸箱由专门的公司收走了，这些药盒是他们悄悄带出来，累积在这里的。“被发现后不得了，医院不允许我们带出来”。

　　谈到收购价格，这名清洁工称可以论斤卖，4毛钱一斤。如此来看，她尚不知倒卖真药盒的“秘密”，但通过她，确实可以低价回收到大量药盒。

　　■追问

　　假药利益链缘何始自药盒？

　　假药利益链为何要从小小的药盒开始？一位不愿具名的医药界人士透露，“药品厂家的包装印刷技术很成熟，外包装盒、说明书都有相当的防伪技术，制假者如果要仿制，在印刷方面会投入很大的成本，仿真程度还不一定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搞‘旧瓶装新酒’、‘借壳上市’成了最佳选择，买家也难以识别。”

　　在该案中，真药盒无序流出医院是其关键，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药品生产商没有建立包装盒回收制度。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均有复函，称他们从不进行过任何药品外包装盒、说明书、药瓶的回收，也未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回收。信立泰公司方面更是直陈，“所述的回收的相关物品，应为生产和销售假药所用”。

　　二是清洁工、护理员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积极主动收集。从他们的供述看，都知道私自处理药盒属于违规，但为了“赚钱”，还是甘冒风险。

　　■司法建议

　　医疗废弃物管理漏洞要尽快堵

　　针对本案，白云区法院专门出具了建议书，提出加强医疗废弃物品管理。

　　建议书指出，2003年出台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医疗垃圾必须进行集中处理，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里面没有包含药盒、说明书等此类物品，致使其易被当做普通生活垃圾来处理。事实证明，空药盒、说明书等物品一旦流入不法分子手中，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制定关于废弃药盒等物品的处理办法，弥补管理漏洞。

　　医院等医疗机构应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指定专人负责医疗废弃物品的处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加强医疗废弃物品回收处理贮存设施的配备和保障，设置相应的物品贮存间和处置间，对医疗废弃物品进行分类分袋收集处理，能回收的及时回收，该销毁的尽快销毁。建议建立和落实登记备案制度，时刻掌握医疗废弃物品的位置和去向。

　　前日，本案的审理法官黄丽娜接受了记者采访，她坦承，在本案中，医院应承担一定的管理责任。“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医院是知道有不法分子收集药盒制造假药这个情况，院方还给清洁工、护理员开过会，提醒大家注意。但不能因为没有强制性的处理规定，就忽视这个问题，医院更应该知道假药的危害性”。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药品企业可从生产技术上加大防伪力度，例如针对包装材料回收严重的药品，将包装改为一次性，加大犯罪分子制售假药生产环节和成本。

　　■案情回放

　　本案线索来源于浙江金华“7·20”假药案。2011年11月17日，公安人员对汪德光的住处进行搜查，在屋内发现泰素TAXOL紫杉注射液等药品包装盒、说明书、药瓶等一批。同日，公安人员对宋吉田的住处进行搜查，在其住处发现“立普妥”阿托伐他汀钙片盒等多个品种的药盒1000多个，对刘泳平的医院储物柜和住处展开搜查，找出美罗华利妥昔点抗注射液外包装盒等物品一批，对李清知的医院储物柜和住处进行搜查，搜出药品名为“爱必妥”的白色药品盒及说明书等物品一批。

　　策划：谭亦芳 撰文：记者 黄伟 通讯员 周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