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腐败位列“国家级难题”首位(图)(4)

　　(四)不同地域受访者对国家级难题的认识高度一致

　　本次国家级难题调查，受访者覆盖了中国大陆东中西部地区。我们对受访者按照东中西部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域的受访者对国家级难题的排序高度一致(在22个难题中，有7个难题的排序完全相同，同一个难题，在不同地域间的最大排序差别微小)；对这些难题的紧迫程度、尖锐程度、复杂程度、关注程度的评分也大致接近(平均值相差在0.05%以内)。这说明，虽然不同地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差异，但公众对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挑战的认识是一致的。换言之，不同地域受访者的一致选择也从侧面印证，本次调查得出的十大“国家级难题”凝聚了公众的共识。

　　另外，来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生态环境地域的受访者均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持续快速发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和“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凸显，如何建设美丽中国”列入自己选择的前十位难题之中。这一方面表明，保持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仍然是社会公众毋庸置疑的重大关切，仍然是党和国家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另一方面也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迫切。

　　不少受调查者指出，虽然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埋下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最突出的缺点是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投资率偏高，消费率畸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种增长方式对中国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亟须转变。

　　(五)温和人群更关注增量进步；理性人群更关注执政党自身建设；激进人群更关注社会公平

　　为更深入地了解受访者对国家级难题的关注方式，我们将所有受访者对22个难题的紧迫程度、尖锐程度、复杂程度、关注程度所给出的分数的平均值(满分5分)分成三个区间：平均值在2.5以下的为温和人群，这类人群的激进程度最低，对现状的满意程度较高；2.5-3.5的为理性人群，这类人群既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也能用理性的眼光审视问题；3.5以上的为激进人群，这类人群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国家、社会的变革抱有十分迫切的期待。通过聚类分析发现，这三类人群对国家级难题的关注各有侧重：

　　温和人群更加关注既有发展成果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增量式进步。如，在温和人群的选择中，“如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现代化成果提供有力保障”列第11位，显著高于理性人群(21位)、激进人群(18位)。又如，温和人群将“如何既有效扩大民主参与，又防止劣质民主”列至第9位，而在理性、激进两类人群的选择中则均未进入前10位。

　　理性人群更清醒地认识到执政党自身建设在国家级难题中的意义。如，在理性人群的选择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列第6位，而温和人群的选择是第16位，激进人群更低至第19位。另外，理性人群的选择中，“如何回到群众中去，提升群众的支持度拥护度”排第10位，理性人群对“如何正确看待党内矛盾，增强党内团结”的重视程度也显著高于其他两类人群。

　　相较于发展，激进人群更重视实现社会的普遍公平。如，随着激进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尤其是在激进人群中，“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如何科学分配好蛋糕”超过腐败问题，被视为首要的国家级难题。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持续快速发展，做更多更大蛋糕”，在激进人群中的关注度显著低于其他两类人群。

　　(六)未入选前十项国家级难题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有些甚至更关乎根本，需要社会各界提高认识，推动解决

　　分析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国家安全、文化与价值观领域的“国家级难题”选项得票率与得分均较低，普遍排名靠后。“台独藏独疆独分裂势力始终不消停”在所有难题中列最后一位；“领土、领海纠纷等历史遗留难题待解，和平崛起面临挑战”也没有进入前十位；“如何构建国外听得懂，国内受欢迎的新话语体系”的关注程度仅2.35，为所有分值中最低。

　　而事实上国防与军队建设、分裂势力挑战、话语体系建构等远离日常生活的难题，与政治、社会领域的挑战一样不容忽视，有些甚至更关乎根本。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不无担忧地指出：“如我们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我们可能不会输在军事战场上，怕的是在舆论战场上会输掉。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员干部的思维和话语基本受美国灌输的那套价值观、历史观的影响，缺少自信心。”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对文化、价值观领域难题的普遍较低敏感度，也印证了这种担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公众关心、关注的难题是与生俱来的使命。虽然国家安全、文化、价值观领域问题与公众切身利益关联度相对较低，在此次调查中并未进入前十项，但对于国家的强大、政治共同体的维系而言亦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同样是社会各界与我们党必须清醒认识、努力解决的。(人民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