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微博反腐：须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2)

　　“微博反腐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线索，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当然，很多干部还不适应，对微博很恐惧。”

　　除了提供线索，林喆认为，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发布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抓人：被选择与被鉴定的

　　“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戴表了，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还有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张振良表示，很多官员都表示不会开微博，也禁止家人亲属开微博。“时时低调，绝不露财。”

　　今年8月，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车祸事故现场，面露微笑，被网友称为“微笑局长”并引发声讨。随后，杨达才在各种公开场合佩戴的名表成为网友的“鉴定”对象，被网友估价逾30万元，舆论压力之下，杨达才参与新浪“微访谈”，解释出处，但被认为撒谎。之后，杨达才的眼镜、皮带、西服都被一一“鉴定”，并被网友质疑财产来源。

　　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我认为这件事最大的亮点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公开信息，虽然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绝后总要顾及民意，尊重民众的要求。”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下称“花总”)的网友是这件事的重要参与者，他不仅是最权威的“鉴表专家”，还是在微博反腐领域最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轰动一时的“表哥事件”并没有给同样反腐的周文彬带来信心，相反，他并不认同此事，“这不是平民反腐的典型案例，是网络推手和团队炒作的结果。”

　　“花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没有团队，更不是推手，我只是寻找线索，引发思考。”这个拥有13万粉丝的神秘幕后推手被网友封为“民间反腐斗士”。但他说，“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

　　“花总”认为，杨达才“被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有一个“由头”。“处理伤亡事故面带微笑激发了网友的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深、那么快。”

　　“花总”介绍说：“我曾公布90多位官员的腐败材料，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杨达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有效的结果。”

　　“微博应该是补充”

　　“表哥”事件后，“表嫂”、“表叔”层出不穷，在很多民间反腐人士看来，推动针对官员的“鉴表活动”是反腐的“好角度”，但“花总”却认为，“必须重申理性价值，戴表和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鉴定’只是手段，如果浮于表面，官员都不戴表了，反而增加反腐难度。”“花总”分析说，“这个事情的七寸在于官员说谎，最大的七寸在于财产不公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微博作为公开渠道是本末倒置，微博应该是补充。”

　　“花总”认为，网络反腐狂欢和阴谋论的盛行缘于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先入为主的想象，认为名表就肯定不是自己买的，官民互信的根基处在悬崖边上，‘鉴定’和舆论压力是民众不满情绪长期压抑的出口。”

　　“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花总”强调说，他希望借此建立官民沟通的空间，建立反腐秩序和程序。‘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今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

　　“证据，关键是证据，证据不足，在哪儿反腐都不会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办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这些群众想检举，但缺乏反腐意识，不知道该去什么部门，该找谁，就把希望寄予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

　　林喆介绍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检举信证据不足，多是陈述“冤情”，情绪发泄。“不懂得‘举证原则’，这说明我们应该教会民众如何理性、合法检举，引导民众的反腐热情。”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认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种反腐渠道，并不能说是常规渠道不畅。“云南地域宽广，山路多，上访不易，浪费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网友“花总”认为，微博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