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电视问政难以复制 广东官员：不建议搞

　　去年12月20-21日，浙江温州直属27个部门一把手年终述职，并接受市民打分评论。这一过程，全程电视直播。当地一官员上台发言时，脸上不停地直掉大汗珠。

　　自武汉市2011年11月首推冠名“电视问政”的节目，国内多地争相效仿。去年年末，电视问政更是掀起一波高潮。光12月，浙江、湖北、新疆、湖南等地，就都出现了电视问政节目。今年1月8日，安徽合肥市纠风办更透过媒体对外宣布，今年除2月份外，其余每月都有一期电视问政，11家市直部门“一把手”将走进直播间，接受市民“问政大考”。

　　在电视问政俨然成为官民互动的新风尚的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电视问政只是“小吃”，当不了“大餐”，不可能成为一种日常化的解决问题机制。

　　A、欣喜的问与答

　　虽然已过去整整21天，但武汉市首届环保大使柯志强1月11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对上月21日晚参加的“电视问政”记忆犹新。这是柯志强第二次参加武汉当地电视问政。去年6月30日，柯志强就作为环保志愿者代表之一，被武汉年中电视问政节目组邀请参加了该期直播。

　　“那期主题之一是湖泊保护和污染治理，我是武汉东湖‘草根湖长’，节目组找我和其他环保志愿者，希望我们能就湖泊问题提问政意见。”柯志强和其他环保志愿者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欣然答应。

　　但是，如何提意见，却让柯志强犯难。“如果单单表达对武汉湖泊保护工作的不满，可发泄一些情绪，却并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最后，我们自我定位为问题解决的推动者。”柯志强和其他志愿者商定，从他们多年来从事武汉湖泊环境保护工作发现的问题中，挑选出10个突出问题，制作成一本蓝皮书表达诉求。

　　“事前，我们并不知道蓝皮书会递给谁，是否有效心里并没有底。”后来，在节目现场，参加电视问政的武汉市副市长胡立山接过蓝皮书时，向柯志强和其他志愿者鞠躬致谢，并承诺问题会“一个个来解决、一个个整改，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待!”

　　时隔半年后，柯志强回想那一刻的反应是：“当时懵了，完全没想到，只是情不自禁地鼓了掌。”而现场市民评委全部举起“笑脸”牌，是当天电视问政现场唯一的“全笑”。

　　上月21日，武汉年终电视问政进行到最后一场，关注的话题之一仍是“湖泊保护与污染治理”。年中出了考题的柯志强和4名环保志愿者被邀请到台上，从胡立山手中接过了一份答卷———一本画册：针对“蓝皮书”反映的问题逐一进行整改，拍下整治前后对比照片装订成册。

　　“年中电视问政后，相关部门确实陆续针对问题逐步整改。整改有结果，他们也会通知我们，而我们也都一一去现场验证，发现问题确实有所解决。”柯志强说，自己参与民间环保工作多年，难免会触及一些利益方，也经常会与各级部门接触，吃了不少闭门羹。“像电视问政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恰恰是我们期待的”。

　　在年终电视问政中，柯志强向节目组主动提议，为当地参加问政的胡立山、环保局局长丁雨、水务局局长左绍斌、建委副主任夏平、房管局局长周玉珍,佩戴上武汉“爱我百湖”LOGO胸徽。“表达鼓励、感谢，也是一种传递”。

　　B、官员的囧与定

　　2012年12月17日晚，武汉年终电视问政节目第一场。在看完一段卤味黑作坊的揭短暗访短片后，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泽发说：“看了这个片子我内心感到很愤慨,也很自责。这种东西怎么能上餐桌呢?在这里我向消费者深深道歉。”说罢，离开座位，向在场市民代表和电视镜头，弯腰90度深鞠一躬。现场响起掌声，对这一举动表示肯定。

　　该场主持人是柳莺。虽然这也是她第一次主持电视问政节目，但同时担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治庸问责督察员的她，一直对武汉电视问政节目保持高度关注。她明显感觉到，电视问政2011年最开始举办时，面对揭短短片，官员尴尬、结巴、流汗现象很明显，到了这次则没那么明显了，官员应答越来越自如了。

　　“身边朋友和观众向我抱怨，官员答得越来越流利了，没有原来好玩了，甚至怀疑他们提前知道了短片内容。”柳莺说，其实跟以前一样，被问政官员事前还是压根不知道。她化妆都是在演播厅外的车上，为的是避免她在直播前与官员直接接触。

　　赵振宇也注意到参加武汉年终电视问政的官员现场表现水平比以往都有所提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武汉首次举办电视问政时，就规定每位官员开场自我介绍应在30秒内完成，但当时很多官员都超时到两分钟，去年采取了一项新措施，每位官员面前多了一块时间提示器，30秒钟一到会响起报警声，结果去年年终考时多数官员在30秒内完成了。

　　柳莺觉得，武汉参与问政的官员，因为有团队的支持，有充足的准备，应对媒体能力增强了。“一方面，被问政官员为了兑现承诺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东西他都了然于心、有备而来，官员底气更足了；另一方面，在表达、如何表达、如何应对媒体方面，官员也做了很多工作。”

　　柳莺透露：“一位官员在电视问政前一个月，列举了200道问答题，天天让同事模拟主持人‘拷问’自己。有官员准备的材料，有一尺多高。”赵振宇就曾应武汉市委宣传部邀请，给局级以上的干部讲“面对媒体时的语言表达”。他在讲座中告诉官员们，在电视上不仅要注意讲话内容，也要注意自己的情感、语调、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

　　C、问政的喜与忧

　　官民透过电视直接互动类的节目，最早可追溯到兰州电视台2005年6月开办的《一把手上电视》栏目。同年，广州电视台也有一档现名为《沟通无界限 行风大家谈》节目，邀请各市直机关、各区负责人到节目现场，聚焦于政风、行风评议。

　　但第一个明确打出“电视问政”旗号的，公认为武汉。2011年11月22-25日，武汉以“兑现承诺、优化环境”为主题，连续举行了4场电视问政。先后16位相关单位负责人，包括4名市级领导，被请进演播厅，接受评说监督，每晚黄金时段直播。

　　2012年6月、12月，武汉又先后举行了两次各5场电视问政。接受评说监督的是武汉去年年初列出的“10个突出问题”整改承诺涉及的相关单位负责人，人数增至29名。年终电视问政的29名官员，有1名市委常委、2名副市长、1名市政协副主席，其余也多是武汉各区、市直部门“一把手”。负责“问政”的，除了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廉政建设志愿者等。

　　之后，湖北曾组织十八个地市纪委到武汉“取经”，谋划推广电视问政。也有不少省外的电视台到武汉来“取经”，河南洛阳，浙江温州，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湖南省桂东县、安仁县等也相继推出了电视问政节目。

　　柳莺觉得，武汉电视问政之所以能举办、并具有良好效果，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支持。柳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武汉市两个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宣传部长，每一场电视问政，都必到现场。武汉电视问政主办单位是武汉市治庸问责办，武汉电视台只是承办单位。

　　武汉电视问政总制片人宋志雄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电视问政节目的展开，必须依靠当地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电视问政被问政的官员都是市委市政府以发文件这样的一种形式要求必须参加的，电视台很难凭一己之力邀请到官员去接受问政。”

　　柳莺希望电视问政下一步能常态化、日常化，而非一年一次或两次，“让电视问政，不是所谓一种政治秀，而是一个真正为民服务的窗口和平台。而且除了问政，还应该参政、议政、谋政。这些都做到了，社会才会进步”。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曾对电视问政打过一个比方：武汉鸭脖子，吃着麻辣嚼着有味，但不能天天当饭吃。换言之，在他看来，电视问政只是“小吃”，当不了“大餐”，不可能成为一种日常化的解决问题机制。他还指出，就算频率越来越高，电视问政其实也很难常态化。

　　记者问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是否建议广东也搞电视问政，他说“不会建议一定要搞电视问政或一定要采取某种问政方式，关键还是需要制度培养，让老百姓能真正监督政府，而媒体当然是这个制度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记者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