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成国企最大犯罪类型 专家呼吁改善制度不公(2)

　　记者：您认为企业家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张荆：企业家犯罪的原因千差万别，分析每一个个案都能找出其特殊的原因，但综合归纳分析，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贪欲；二是信用的违反；三是制度环境的漏洞。

　　“贪欲”是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以近年来企业家贪污受贿为例，其数额逐年扩大，从最初的几万元，到几十万、上百万，2012年达到了上千万。《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公布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家2012年最高受贿金额4747.99万元，全部受贿案中每案平均犯罪所得43.7万元；贪污犯罪最高金额为6500万元，每案平均犯罪所得190.4万元。

　　百姓们会问：“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就是贪欲的无止境和扩张性，抑制贪欲办法是企业家信念、良知和守法底线，如果他失去做人的基本信念和企业家基本追求，良知让狗吃了，不愿坚守法律底线，贪欲就会横流。许多白领犯罪者在寻找犯罪原因时喜好强调自己不懂法，但大量的犯罪学研究表明，他们更多是轻视法律，认为地位和金钱可以摆平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认为，犯罪并不是自己不好，而是法律制定的不好。

　　其次是信用的违反。犯罪学家在为“白领犯罪”下定义时，普遍认为：这是由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商人和专业人员所为的犯罪，它的基本特征是违反了授权责任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他们将人民和国家托付给他们的权力滥用，违背了企业职工、纳税人和投资者对他们的信任，利用职务和地位谋取私利或小集团利益，因此也把它称为“违背信用的犯罪”，如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侵占挪用、制假售假、信息诈骗、内部交易、污染环境等。

　　第三是制度环境的漏洞。

　　记者：制度环境问题是我们所关注的，您能具体谈一下吗？

　　张荆：在分析国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类型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报告》披露的82例国有企业家犯罪中，受贿罪占34.3%，居第一位；贪污罪占21.3%，居第二位；挪用公款罪占7%，居第三位；其次是挪用资金罪、滥用职权罪等。而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类型则截然不同，从121例案件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居第一位，占12.6%；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居第二位，各占6%；其次是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行贿罪等。

　　为什么都是企业家，国营和民营的犯罪类型却出现如此大差异呢？与各自所处制度环境有关。国企具有垄断性，依附于行政权力获取丰厚资源和财富，国企改革尽管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但传统的“家长制”仍镶嵌其中，“一把手”的权力缺少监督和制衡，致使国企“一把手”犯罪居高不下，企业高管与贪腐相关联的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成为其主要的犯罪类型。

　　民企则不同，因缺少资源和公权力优势，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行贿、非法吸收民众存款等来获取资源和资金，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不少民企的资金链断裂，致使一些民营企业家铤而走险，从事犯罪活动。从王利荣律师的统计看，2012年，民企中有17例涉黑案件，就是说一些民营企业家通过公权力无法解除困境时，会企求黑社会的帮助，进一步说明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险恶。

　　按道理说，合理的市场经济应不分企业的大小、所有制性质，共享资源、平等竞争，但我们市场经济中，确实存在着制度性歧视。造成企业家制度环境的差异，也导致企业家犯罪类型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