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成国企最大犯罪类型 专家呼吁改善制度不公(3)

　　记者：企业家的犯罪对社会有什么危害？

　　张荆：如果单从金额来说，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要比街头犯罪大得多，比如，刚才提到2012年企业家贪污最高金额为6500万元，一个高水平的扒手就算每天能偷2000元，也要偷上90年。

　　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犯罪是一种违反信用的犯罪，它会带来社会成员的彼此不信任，特别是对社会精英的不信任，会大幅降低社会的道德感和组织性。近年来，我们谴责“小悦悦事件”、“90后殴打老人事件”，感叹社会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时，往往会忽视社会精英犯罪对降低全社会道德水准的作用。

　　记者：未来企业家犯罪的趋势如何，怎样预防和抑制企业家犯罪呢？

　　张荆：下一个阶段，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转变，各种服务型中小企业依然会大量产生，如果我们的制度环境没有太大的改观，企业家犯罪依然会呈上升态势，因此，我们首先要从改善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下手，预防和抑制企业家犯罪，良好的制度环境也能有效地保护企业家人才。

　　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一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资源垄断，以及行政对企业的过度干涉，铲除垄断者“寻租”和非垄断者“送租”的制度性土壤。

　　在目前市场环境尚无更大改观的情况下，需要建立一种保护机制，民营企业的合法经营遭受重大挫折和困难时，应该得到类似于国有企业式的国家保护或社会保护，避免民营企业家的铤而走险。

　　同时应该认识到重视民营企业就是重视民族工业，就是保障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应当对国有企业“一把手”的权力加以限制，完善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机制，让国企“一把手”认识到，他们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代表国家和民众管理国有企业的CEO。要让国有企业家的权力通过民主程序，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和企业的相关法律，厘清公法和私法的调整范围，否则会导致企业家的罪与非罪、刑事与民事的边界不清，一方面容易导致刑事手段过度干预市场活动，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企业家经济犯罪的“红线”不清晰，误入犯罪歧途。

　　第三，除了通过完善制度环境抑制企业家的“贪欲”外，还需要通过定期培训、职业教育等方式，强化企业家的职业信念，激活企业家内在的“诚实信用”和“社会责任感”。当然，必须承认许多行业中目前存在着大量的“潜规则”，使企业家通过诚实守信获得利润的信心不足，所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铲除制造“潜规则”行业腐败势在必行。

　　第四，继续保持对企业家犯罪的高压事态，提高案件的破案率，因为提高破案率就是提高企业家犯罪的成本，会有效地抑制企业家犯罪的增长。(记者 刘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