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工作效果不理想 社会歧视难消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少女小丽因为寻衅滋事而被警方逮捕，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宣布对小丽不予起诉。为了能够让她回归社会，检察机关还将她的前科档案进行封存。

　　新刑诉法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很多像小丽一样的未成年人的涉罪经历都被尘封。这个“犯罪记录封存”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像小丽一样，因前科而饱受困扰的未成年人卸下包袱重新开始。

　　然而，封存犯罪记录是否真的能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归社会呢？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在悔过自新的失足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境地。尽管犯罪记录封存，但道德审判法庭烙下的“灰色印记”如影相随。未成年人重新被社会所接受不单是封存犯罪记录这么简单。

　　少女因划伤他人被逮捕 检察院审查后不予起诉

　　当检察官正式宣读对小丽的不起诉决定，并告诉她，她的前科记录及所有案卷将依法封存后，小丽的母亲特别高兴。

　　小丽母亲：很高兴她也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可以考大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未成年的孩子首先就是一个保护，对孩子未来是一个特别大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孩子可能走向另外一条路了，等于给一些未成年孩子一种机会。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走到哪都会比别人低一等。

　　2011年3月31日傍晚，17岁的小丽和男友在一所中学门口，就因为认定一名男生看了自己一眼，与对方发生冲突，在无故殴打对方的过程中，小丽掏出水果刀将被害人右耳划伤，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之后，两人被抓获归案，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小丽的案件移送到西城检察院之后，检察院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情形，把她安置在“新起点”仁助实践中心接受考察帮教，司法社工安娜对小丽进行专门的心理辅导，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非常了解。

　　安娜：最担心自己会进监狱，当她被车带走的时候，那一刹那是她的心理接近于崩溃的阶段。然后她自己也回忆，当时在看守所里的那段日子，她认为是生不如死的日子，当一个人没有了自由，简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记者：你们开始跟她接触，如果她接受考察，可能不用去监狱，这时候她担心什么？

　　安娜：人家知道了她这件事，会怎么看她。

　　记者：完成了考察期，最后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她的前科档案也被封存，在这时候她有没有告诉你她还有担心？

　　安娜：她害怕面对媒体。

　　记者：实际上她还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安娜：知道这件事情，她宁愿这件事就象档案尘封，甚至很沉很沉。

　　档案虽被封存但“标签”难去 求学求职将受影响

　　记者看到小丽的案卷被放在了专设档案柜内，并启用特殊编号。

　　档案员刘薇：跟我们其他的普通案卷，那边都是普通案卷，都是分开放的，不会让象其他案卷那么查，跟那查询方式都不太一样。

　　可是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赵颍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她知道，很多象小丽一样的孩子在求学、求职等方面还是会遇到麻烦。

　　赵颍：只要她被刑事拘留，比如公安到学校把小孩带走了，或者让学校知道了犯罪事实。不管我们最终，有可能你看今天我们作出的是相对不起诉决定，有些孩子是做出了法定不诉，有可能起诉到法院的，也可能对他定罪免刑。不管哪种，处罚都是相当轻的，特别是法定不起诉这种情况，但是学校一旦知道他有这个情况，他就面临退学，而且对以后想要转学也算是一个污点。

　　北京西城检察院副检察长宋蕾分析，即便是仅有被刑事拘留记录，涉罪未成年人就会很快被学校劝退或被用工单位摈弃，“标签”早在刑事有罪判决之前已经贴上。

　　宋蕾：涉及到立法本意的角度上来讲，犯罪记录封存不仅仅是简单的不让你调阅案卷，最主要是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能给未成年人走上社会形成"标签"，我们感觉仅仅是公检法封存这个工作远远不够，因为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案发调查这方面过程中必然接触到孩子的社区、学校，这样的话要再重新使这些未成年人回到社会的话，他就无形中已经有标签了。

　　现实中，尽管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都对未成年人的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保管，但是在遭遇就业、参军、或一些资质考试时，有关单位、机构要求具备司法机关出具相关无犯罪记录证明。实践中，司法机关做到的仅仅是不提供未成年人“有犯罪记录的证明”，而无法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而这也就是间接暗示了非正常情况的存在。检察院希望有关部门出台“硬性规定”：对法律所确立在就学、入伍时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制度”，出台配套措施，以免使前科封存流于形式。

　　宋蕾：如果这个孩子在被审查过程中，我们认为他肯定属于轻罪范畴，5年以下的犯罪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跟学校沟通一下，考虑让他休学，然后转学，这就得教委做这个工作。

　　前科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就业、升学以及从事法律没有明确限定的职业方面，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这一终极目的的实现，需要的不仅制度的更新，更需要的是社会公众观念的更新。(记者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