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者：居安思危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2)

　　敏感与猎奇的关系

　　近年来，有不少人出于猎奇，在网上伪造所谓“秘藏”，对此需要认真地考证加以辨别，不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或以这样的伪材料作为写作或发议论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史料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公开披露了，当然也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具有敏感性的“秘藏”。根据保密法，那些关系国家安全的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极端机密件是不能随意公布的。这些“秘藏”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密，由主管部门经过一定程序适时发布。

　　但是，现在网络发达了，在网上不时能看到一些“曝料”，声称“秘藏”。不少人出于猎奇，往往辗转传播。其实，这些所谓的“曝料”，有相当多的是伪造的。比如，最近网上流传两段毛泽东藐视宪法的语录。一段语录说是1954年毛泽东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云云。另一段说是1961年毛泽东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等等。对此，我请教了曾经参与过宪法起草工作的知情者，也咨询了长期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学者，他们回答得很干脆，说：毛泽东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两段语录是伪造的。尽管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的法制还不健全，在“文革”时期宪法也被践踏了，但毛泽东的讲话里没有网上伪造者所编造的那些内容。

　　事实上，网上那两段语录伪造的痕迹也是明显的。比如，网上那段1961年的讲话中一字不差地包含了1954年那段话的全部内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毛泽东讲话有个鲜明的特点，即往往是即席的，不可能背书式地完全重复7年前的内容。这不是毛泽东讲话的风格。现在，网上这种伪造的“秘藏”不少，需要认真地考证加以辨别，不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但是，有的人却以这样的伪材料作为写作或发议论的根据，这是极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党史研究一定要坚持严谨学风，不能让这种行为来玷污党史研究的科学殿堂。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是困扰几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不搞政治运动了，这个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尖锐，但在党史研究中有时也会碰到。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既属历史学科，又是政治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纯粹的学术。“资政育人”就是它肩负的一个重要功能，这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的态度为政治服务。但是，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却是困扰几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有这个问题，现在一些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也不时为这个问题感到苦闷。改革开放以来，不搞政治运动了，这个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尖锐，但在党史研究中有时也会碰到。

　　的确，政治和学术是一对矛盾，两者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抗相克的一面。它所以成为一个棘手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当政治偏离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时，学术研究是盲目“紧跟”，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即使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但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在某些时候，政治家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角度与学者的视角也会有差异。前者往往着眼于利与害来作为权衡取舍的判断标准，后者则更多地习惯于是与非作为褒贬的判断标准。

　　政治上的利与害与学术上的是与非，有时会重叠一致，但在不少时候则不那么一致，有相当距离，乃至较大反差。所谓“相抗相克”，非常棘手，主要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学术研究能否坚守学术良心这个最基本的底线。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党史大家胡绳同志在1994年回顾他的学术生涯时曾写道：

　　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四年后，胡绳对这段话做过解释：

　　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已经走过的路。尽管有时感到迷惘和困惑，但对我在政治上、理论和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并不后悔。

　　这是胡绳的自述。他所说的“感到迷惘和困惑”，是指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他的思想和当时“左”的“潮流有所抵牾”，写作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因此，“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中，相当长的时间写作“几乎是个空白”。胡绳所讲的这个情况，揭示了学术和政治极端冲突的历史一页。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环境下一般不存在了，但在个别时期，在局部环境下，也不是不可能碰到这类问题。若碰到了就有一个怎么对待的问题。我以为，对于选择党史研究作为学术追求的学者来说，胡绳的反思给我们以启迪。既然走上了这条学术之路，就应当无怨无悔。

　　近年来出版的《党史札记》、《转折年代》、《革命》、《我观党史》、《党史热点面对面》等党史著作，以科学的党史观，把握了党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关系。

　　主体与支流的关系

　　就党史研究本身来说，首先要解决对党的历史怎么看，总体评价怎么把握。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史研究的方向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者误导。

　　就党史研究本身来说，首先要解决对党的历史怎么看，总体评价怎么把握。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史研究的方向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者误导。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有相当一段时间是胜利与挫折、辉煌与失误交错发展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过大革命运动后期的失败和土地革命前期连续“左”的错误的两次严重挫折。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遭受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局性错误。这些年来又有权力失衡发生的腐败高发势头还没得到有效遏制和分配失衡导致穷富差别过大等问题。那么，还能否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呢？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认为不能说了；谁说谁就是所谓的“五毛党”。这种看法，至少在思想方法上是片面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支流不见主体，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持这种观点者，或者不了解、或者歪曲了当年讲这个话的本意。

　　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提出的。文件指出：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着的问题必须解决，这方面也要讲清楚。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作了解释。他说：这个提法是就党的总体、党的主导方面来说的，不是说党没有问题。我们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党在组织建设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是从党的总体、主导方面来说，还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显然，毛泽东、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从来没说过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和问题，只是“就党的总体、就党的主导方面来说的”。这样讲，有什么错呢？回顾党的历史，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就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那段历史来说，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全面地看待党的历史和现状，尽管犯过严重错误，经历过多次严重挫折，但党的实践辉煌和理论创造是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这无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惊天动地的伟业。就讲总体、讲主流、讲主导方面而言，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个论断完全能够成立。当然，在历史前进过程中，偶尔也可能出现支流变成主流的情况。这也提醒我们：对党的现状不能盲目乐观。如果消极腐败等严重背离党的宗旨和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还是要居安思危，加大反腐败斗争等严重问题的力度，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石仲泉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