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从美仅遣返两贪官 反腐宣言关闭"天堂"大门

　　9月27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潜逃泰国的犯罪嫌疑人赵某被押解回国。“猎狐2014”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国警方已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资料片) 新华社发

　　“贪饱就跑，一跑就了”，这是国内许多贪官逃脱法律制裁的惯用手段。他们将海外视为避风港，尤其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当做“天堂”。

　　因为“天堂”并未与中国缔结引渡条约，它们也常常以制度差异、法律差异等缘由，推卸中国引渡、遣返等诸多要求，在美澳加多个社区，一度出现“中国贪官村”。

　　但这一冰冻局面逐渐放暖。8日，外交部长王毅表示，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这意味着“天堂”的两扇大门正在慢慢靠拢，尽管一时还难以完全关闭。

　　过去10年，从美国仅遣返两贪官

　　2014年8月，中纪委网站披露称，中国监察部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反腐工作组2014年的轮值东道主，与印尼、美国等经济体反腐机构共同倡导，推动了一个区域性反腐网络的成立，并在北京承办了第一次会议。

　　关于成立区域性反腐网络的主张，早在2013年的巴厘岛APEC会议上，成员国领导人就达成一致意见。“反腐，也是APEC本身目标之一，很早就有反腐败和透明化工作组。”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但这次对于中国反腐的意义不止于此。

　　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人民币，大量资金外流伴随的是跨境追逃追赃这一反腐难题。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仅与38个国家签订引渡条约。

　　“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的目的地主要是APEC成员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但我国并没有与这三个国家缔结引渡条约，海外追逃最棘手的是，中国与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存在着社会制度、司法制度差异，导致双边引渡存在障碍，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贪官藏匿的天堂。”11月8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所所长黄风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这种现实困境从赖昌星等人的遣返案中得到印证。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逃亡加拿大，中国有关方面在争取赖昌星遣返上耗时12年之久。“在实践中，逃犯为对抗遣返，大打所谓被‘迫害’或遭‘酷刑’牌。”黄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过去10年，我国从美国仅遣返了2人：宋士合、余振东，其中宋士合还是被劝返的，这意味着我国从发达国家引渡罪犯的记录近乎为零。

　　不过，境况正在改变。2013年12月敲定的构建反腐合作网络，美方也积极参与其中。“构建区域性反腐网络，中国就可以和APEC成员国实现信息共享，发现有贪官外逃信息和资产转移行为后，可对其进行人身限制。再者，一些现实操作的案例，对贪官会产生强大的司法威慑力。”黄风介绍说，“中国十八大后的反腐高压态势，让反腐成效在取信于民的同时，也取信于他国。”

　　就在上个月，据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当局将查封中方通缉的七名经济逃犯资产，其中包括云南原省委书记高严、厦门原副市长蓝甫等。据悉，这些人大部分伪装成富商，并已获准定居悉尼。澳方警察还称，潜在嫌疑人还包括一些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人。此前《财经》杂志曾曝出，外逃澳大利亚的七位贪官涉嫌贪污财产总计10亿美元。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反腐专员谢尔温·马杰莱西(Shervin　Majlessi)近日向媒体介绍，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联合追讨中国海外贪官资产的行动，已经成为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成果的典型案例。而在黄风眼中，美加澳三国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这让澳方与中方的合作可以绕开没有双边引渡协定的司法障碍。

　　布局境外反腐，外逃“跳板”成断崖

　　跨境追逃追赃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异常艰难。

　　7月22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百余天里，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其中劝返76人，不乏贪官。

　　早在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就明确要求，加大国外追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2个月后，中纪委整合成立国际合作局，通过加大国际合作，切断贪官外逃之路的思路更为明确。

　　此次APEC会议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参与签署《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有望让整个亚太地区携手反腐败、反贿赂，让一些海外的“反腐盲点”亮起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就指出，部分外逃贪官喜欢选择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作为出逃第一站，获取假身份后再以那里为“跳板”前往第三地，而反腐宣言一旦落实，“跳板”会成“断崖”。

　　而谢尔温认为，通过一些案例可以看到，国际反腐合作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建立信任以及合作中确保各方的担忧能得到解决。

　　黄风认为，此前，中国和加拿大等国在遣返外逃贪官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之一，就是无法在分配外逃贪官转移到当地资产方面达成共识。而美国面临的腐败问题则有美国公司在商业领域的海外贿赂行为。

　　近期，报道美国公司在中国行贿的案件频频出现。生产控制阀的美国控制组件公司承认贿赂中石油、中海油等中国企业人员，而制造不干胶的艾利丹尼森公司也因给中国官员回扣、礼物和组织游览而受罚。

　　黄风说，中国是美国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基于信息沟通、执法合作的需要，美国加入反腐合作网，有利于其在反腐败领域获得中国的帮助。

　　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已经开始运行，秘书处设在中国，并由中国担任今年的轮值主席，而中国监察部相应担任APEC反腐败工作组主席。

　　这一反腐败合作网络的构建，将为成员间反腐的经验交流、案例培训、法律沟通提供方便，有利于提升抓捕速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等专家指出，一些犯罪嫌疑人可能经常更换潜逃地点或者再度出逃其他国家，如果相关信息共享和抓捕合作加速，会对抓捕工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抓捕时间越早，就越能减少其挥霍赃款造成的损失。

　　而不止在APEC,在G20等组织中，中国也多次提出要加强反腐国际合作，体现了彻底反腐的决心，同时也借由反腐，提高中国的商业透明度，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环境。

　　“今年提出关闭‘天堂之门’的说法，追赃抓捕，让贪官不能把赃物转移，把这些东西纳入到APEC中来，实际上是为APEC加入了中国元素，体现了东道主的引导力，也使得APEC影响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刘晨阳对齐鲁晚报记者表示。

　　但黄风也提醒，“这次APEC更多的是务虚的内容，具体技术性的内容需要以后不断落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障碍的存在，使得中国和美国一时很难缔结引渡条约。但我们正在朝着解决境外追逃追赃难的方向努力。”深度记者 刘帅 刘志浩 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