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者于英生的信仰与坚守：活着就一定会有希望

　　2015年1月23日，又一位慕名而至的拜访者，走进了蚌埠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办公室。自从于英生恢复工作，搬入这间三人合用的办公室以来，类似的访客已让他和同事们习以为常。

　　经过一年多调整休养，于英生的生活正在逐步回到正轨，如今仅从外表上看，已经很难想象身高一米八多、染着满头黑发、语调柔缓坚定的于英生，经历过怎样的人生磨难。

　　“想死都没有权利，只能忍受。”

　　从一名前途光明的年轻干部，到蒙冤入狱变为“杀妻凶手”，于英生的人生犹如戏剧般跌宕起伏。回忆起失去自由的17载光阴，最让于英生感到屈辱与不堪的，是案件侦办到法庭判决前的那2000多个日日夜夜。

　　“1996年12月10号夜里10点半左右，我被带到市刑警支队办公室，进行了连续七天七夜的询问和折磨，直到12月16日夜里，才被送到蚌埠市第一看守所。”即便如此，看似文弱的于英生直到最后也没承认杀人。

　　“那种感觉好像一下从天堂跌进了地狱，跌进了地狱的最底层，没有逃脱的地方，也没有逃脱的权利，甚至想去死都没有死的权利了，只能去忍受。”于英生说。

　　随后，由于案件经过两次上诉又两次发回重审，于英生在看守所中度过了难以忘却的6年。

　　“小时候，他被人欺负总得靠我给他出头，别人再来打我的时候，他吓得掉头就跑。”在大哥于宁生的印象里，于英生似乎总还是那个稍显胆小的弟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杀害妻子的凶手。

　　“看守所里是最消沉的时候：妻子在家被杀，司法机关非但没有缉拿真凶、告慰冤灵，反而把丈夫抓来抵罪，我想不通，真是没有活下去的信心。”然而，一想到死只能让自己解脱，留给儿子的屈辱、家人的疑问和身后的非议，将永远无法消弭，于英生最终选择了坚持。

　　“最深最暗处，仍存一点希望之火。”

　　2001年7月1日，安徽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无期徒刑，同年他被押解到阜阳监狱服刑。直至2013年无罪释放，于英生在这里度过了10多个年头，其间虽然经历了父亲去世的打击，他依然努力让自己对重获自由保持信念。

　　“特别绝望的情况下，意志的力量显得很强大。”于英生每天坚持一边在监舍散步，一边默念家人的名字，给自己心理暗示、树立希望，“身体虽然被禁锢着，但我知道我是无罪之身，不论多少年都要平反。”

　　“就是因为被迫害到了这么苦难的境地，我才会那么渴望阳光，在最深最暗处，仍存有一点点希望之火，这是我内心对司法的最后一种确定、一种希望，我坚信我们的司法体系，最后能给我一个平反的机会，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于英生说。

　　此后的狱中生活，他一直没有间断对法律知识的学习，这不仅使于英生对令自己蒙冤的案件情况更加了解，而且“越学法心里越豁亮，意志越顽强，是法律给了我力量。”

　　参加安徽省服刑人员法律知识竞赛，“啃”下十几万字的法律文本；投稿司法部举办的《我与法的故事征文》，获得安徽省唯一的三等奖；通过全国自学考试，拿到法律专科毕业证书……于英生愈发觉得，“个体相对于国家机器不过像是一颗尘埃，只有当这部机器正常运转时，才能有所依附，否则只能是无影无形。”

　　“历经坎坷，还要坚强活下去。”

　　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于英生无罪释放。在出监狱这天的日记里，于英生写道：“七夕，今天可以说是一个载入我史册的日子……中午一点整，在亲情会见室，我脱下了已穿着十多年的囚衣，换上了刚进看守所时穿着的，由韩露缝的裤边的裤子，上衣则是老爸的一件白上衣的遗物。如此，整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

　　2013年底，该案疑似真凶武钦元落入法网。在背负了杀妻罪名17年之后，于英生终于迎来了沉冤得雪的一天。从这一刻起，于英生和岳母、儿子之间破碎的亲情，又开始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17年，我亲自抚育儿子的机会被剥夺。2014年6月15号，出狱之后的第一个父亲节，儿子生来第一次请我吃饭，说明他成人了、懂事了；我的岳母，作为我唯一在世的长辈，也需要在感情上进行修复。”于英生说。

　　谈起未来，于英生希望自己能尽快融入社会，爱好自行车和游泳的他，经常参加同学、朋友们组织的活动，“一是对自己身体的锻炼，同时也是多接触些人，多看到一些没有见过的事情。”同时，他还希望将来能把这些年来的坎坷经历做个小结，并结集出版。

　　重返工作岗位，于英生成为蚌埠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的一名正科级公务员，和他当年入狱前的职务相当。因为日常接触的都是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于英生感觉很有意义。去年3月，他还主动补交了17年的党费，一万多元。

　　“只有在我有限时间，尽量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对得起我的余生，告慰我的妻子和父亲。”于英生说。(记者 汤阳、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