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冤假错案：必须严把批捕关、起诉关(2)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题何解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旭日阳刚唱红的这首《春天里》，歌词似乎暗合一些农民工的心境。当第一代农民工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时，他们蓦然发现，无论此前赚多赚少，来城市工作多久，“谁来为我养老”这个简单又直接的问题，仍然让他们迷惘。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不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言辞恳切，但现实确实沉重，全国约4000万50岁以上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未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可以说是真正的“裸老族”。当这一批农民工逐渐步入退休阶段，“老无所依”的困局迫切需要一个“公平答案”。

　　记者：不少即将达到或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因无法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而苦恼。客观讲，他们在现行养老缴费制度下，确实不符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但是这真的公平吗？

　　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2013年的数据，全国有2.68亿农民工，其中1.66亿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可以说是这群人的青春和汗水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现在这个人群里有很多人到了养老的时候，却发现老无所养、老无可依。从社会公平角度看，无论如何不该让这个庞大的人群只为城市奉献青春，养老只能回农村。

　　记者：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员工易凤娇：我去年一年做了很多农民工社保方面的调查工作，也和广东省的其他人大代表到深圳市社保局做了调研。农民工社保，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保存在缴费年限不足、缴费基数低、补缴细则缺乏导致难以补缴等问题。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早期企业用工不规范，大部分人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社保缴费年限不足，难以享受养老待遇的情况。在深圳，环卫工人、洗碗的阿姨等都向我反映过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补缴，他们只能回老家养老，但事实上，很多家庭已经全家移民，这些为特区贡献了青春的劳动者希望在深圳退休和养老。

　　刘志彪：从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确实没有树立很强的缴纳社保的意识，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规定企业缴纳员工工资20%，个人缴纳8%～10%，工资本就不高的他们，很多人不愿承担那8%，有些人还与企业签订了不缴纳社保合约，甚至和企业共同阻碍社保部门查缴。

　　记者：社保制度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农民工流动性大，可社保转移接续不方便，影响了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易凤娇：社保转移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国家已明确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和统筹账户的部分储存额可随个人转移，但具体办起来仍然困难重重。此外，在东部发达地区，互联网办公、信息化技术已经很完善，但是在中西部一些地区，还无法与珠三角等地的社保信息系统实现对接，发函、打电话过去邮寄参保人的参保明细等材料，这些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也常常无人对接，导致农民工社保转移不畅。这既影响农民工享受社保待遇，也影响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刘志彪：有的农民工可能不了解政策，也不太相信以后能拿到钱，所以不愿参保；户籍差异造成的异地转续社保障碍也让很多农民工觉得养老保险是“白白贡献给国家”。同时，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责任，有的地方为了吸引企业落户和投资，有的地方担心加重企业负担，对企业是否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记者：那么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难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比如把该缴的社保补齐，然后可以享受养老待遇？

　　易凤娇：应该这样解决，但现实中并不顺利。比如广东省虽然规定了补缴办法，但执行细则没有出台，在深圳，补缴费用需要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共同承担，但一般来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社保补缴不积极，他们不配合，劳动者即使想自己补缴都不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上述所说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还依然存在补缴基数低的情况，我们做过一个大概的测算，以深圳的补缴基数，当劳动者缴满十五年后退休时每月只能领到700多元，这笔钱在深圳是无法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呼吁有关部门重视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保问题，尽快出台补缴细则，破除制度障碍，使这些在城市工作到退休的劳动者能够得到养老保障，其次也要合理计算缴费基数，真正发挥社保基金保障劳动者退休后基本生活的功能，避免待遇过低。(本刊记者 刘巍巍 黄浩苑)

　　高考改革要避免农村孩子越落越远

　　2014年，高考改革牵动人心。改革提出的打破一考定终身、不分文理科、规范自主招生、减少加分等举措受到社会欢迎。但与此同时，一些农村群众担心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作为升学重要依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升学重要参考后，在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农村孩子高考会不会受影响？改革会不会让他们越落越远？

　　记者：从农村学校和学生的角度，您怎么看这次高考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此次高考改革旨在打破过去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提高选才效率。目前改革的配套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我认为总体上应把改革视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契机，通过高考改革倒逼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农村学校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记者：此次改革提出不分文理科、学业水平考试作为录取依据，从试点地区看，走班制可能成为今后的教学趋势。当前农村学校是否具备推行走班制的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科学院副院长胡卫：学业水平考试六选三记入高考成绩，但选哪三科、用哪次考试成绩，都要视学生自身情况。学校需要根据学生的考试需求和学习计划，开展有针对性的分层教学，走班制也因此被许多学校采用。从试点情况看，走班制需要相对丰富的教育资源保障，这对不少农村高中而言是一个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走班制势在必行。不能说农村学校就不具备走班的条件。山东肥城丘明中学就是一所农村中学，但很早就开展了走班选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后，学习兴趣更高。师资、硬件等也许会限制走班，但决定因素是学校是否真正落实因材施教的办学理念。理念到位了，其他的可以创造条件克服，例如将实验室、会议室作为流动教室，体育课放在早上。立体地看待资源，其使用效率也会提高。

　　当然，根据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确实应下大力气进一步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记者：农村学校目前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师结构性短缺，如何解决？

　　周洪宇：目前许多地方采取教育信息化手段，应对师资结构性短缺。但攸关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音乐、美术等学科强调个性化教学，这一方法效果有限。农村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师结构性短缺与教师待遇偏低、发展空间不足等密切相关。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地方都开始探索城乡教师轮岗交流制度，有一定效果。湖北还通过定向招聘、提高补贴标准，引导音体美教师到农村任教。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过去师专院校为农村输送了大批教师，而如今师范院校学生很少到农村任教。解决农村师资问题，一要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使农村教师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岗位，教师招得来、留得住；二要加强地方师范院校建设，同时继续推行免费师范生政策，为农村学校“量身订制”教育人才。

　　记者：农村地区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蓝闽波：确实如此。从上海初步确定的综合素质评价方案来看，有些素质是家长用大量时间和金钱培养出的，有些则需要城市才有的教育资源。如果以此作为统一标准，对农村学生肯定是不公平的。因此，必须有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保证农村孩子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强、独立性强等品质得以体现，并且现阶段综合素质评价在招考中的作用不应太突出。

　　记者：近年来，农村学生名校录取率下降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如何让他们享有更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马敏：此次高考改革明确提出要扩大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而随着未来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的逐步提升，相信会有更多农村学生圆梦。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定向招生等政策对农村学生来说是福音。不过，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需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多措并举提高农村教育教学水平。

　　记者：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一些地方出现了干部将子女送往贫困地区读高中，“揩油”扶贫定向招生政策的现象，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周洪宇：这一现象很恶劣，必须严加整治。当地教育部门要严格户籍审核，加强对学生高中甚至初中就读情况的追踪，并通过公示等方式增加透明度，不能让钻空子的人得惩。(半月谈记者 廖君 罗鑫 吴振东 王海鹰)

　　化解新形势下的“看病难”

　　医改攻坚克难，但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看病难”问题依然存在。这其中，既有“大医院看病难”等老问题，也有老年人看病难、异地就医报销难等新问题。面对新形势，如何化解“看病难”？

　　记者：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医改，“大医院看病难”有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看病难”主要体现在大医院，患者挂号、手术、住院都很困难。医改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主要是优质医疗资源与老百姓的就医需求不匹配。培养一个优秀医生要十几二十年，但老百姓的就医需求有了医保之后是井喷式发展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2014年北京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约2.3亿。患者看病都挤向三级医院、挤在专家号的局面有所改变，但并未彻底扭转。事实上，并非所有患者都有必要挂一个专家号。北京医疗服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服务量的绝对增长和专家不足的矛盾。所谓“看病难”，其实就是看专家难。

　　记者：大医院看病难，但患者又不信任基层医院怎么办？如何构建合理的分级诊疗体系？

　　许戈良：目前来看，按照分级诊疗的要求把大量病人留在村和乡镇卫生机构还不太可行，因为基层的医疗水平总体不高。

　　方来英：北京的主要做法是“强基层”。第一，面向基层医疗机构加强人才培养；第二，通过医联体大医院“牵手”小医院，带动基层医院水平提升；第三，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扩充基层医院药品品种，不让患者为了买药跑大医院。截至2014年底，北京已组建了29个医联体。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缓解“看病难”应加强公立医院能力建设，尤其是基层的县医院和社区医院的能力建设。如果县医院建设好了，就能留住病人，病人就不会动辄往大城市跑，缓解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看病难”问题。

　　记者：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群体具有患病率高、慢性病患者多、多病共存、并发症多、长期失能多等特点，如何解决老年人“看病难”，让他们老有所医？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明江：从增加供给角度，建议在现有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增设“老年病区”科室，将部分大城市二级医院改造成老年医院。在就诊各环节，采取方便和照顾老年病人的医疗服务措施，以解决他们看病“站不住、挤不动、等不及、住不上”的“四大难”。

　　许戈良：大多数老人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无需住院治疗，只要日常保健到位，生活管理得好，生活质量也会不错。建议借助远程医疗系统，依托社区，设计一套合理的管理程序，建立一批慢性病管理中心。

　　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应该考虑建立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给他们提供医疗和生活上的双重护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很多人还不在父母身边生活，这样的养老机构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方来英：北京开始推进医养结合改革试点，就是为了方便养老患者及时就医。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可以通过独立设置、配套设置或协议合作的方式，具备医疗条件，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记者：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异地就医在所难免，但异地报销尤其是跨省报销还有障碍，直接导致了流动人口的看病难。异地报销难问题如何突围？

　　许戈良：我认为，流动人口如果已经在大城市居住两年以上，应该在当地加入医保。就像社保一样，医保不应该跟着户籍走，而应该跟着常住地和工作地点走，这样，外出人口就能够在当地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仇冰玉：为实现省内异地就诊即时结算，山东省2011年11月启动了省内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试点，目前省内17市已全部实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患者只需支付个人承担部分。省内联网为未来实现全国联网奠定了基础。要实现全国联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各地的医保政策不一致，保障水平不统一，缴费水平和结余量不一，难以对接。要扫清这些障碍，短时间内显然有困难。

　　去年，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明确，先期在15个省份100个地市开展跨省医保费用即时结算试点，覆盖城乡居民超过3亿人。这是令人振奋的开端。希望尽快实现全国联网，这样既方便参保人，也能防止异地就医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发生。(记者 李亚红 鲍晓菁 王海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