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分四路”安全脱魔爪
“走在今天的铜锣湾,你肯定想不到,当年撤离路线的起点就在铜锣湾避风塘。我们通过廖安祥的关系租了两条盘艇作为驳船停在维多利亚港当中,当天晚上先通过避风塘的小船将文化人送到驳船上过夜,而后等到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又用小船将文化人偷渡到九龙红磡附近偏僻的地方登陆。”杨奇回忆起这段经历,掩饰不住得意。
营救工作的第二步是组织文化人返回内地。早在日军进攻香港以前,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即指示部队:“一旦战事发生,就要向香港边界靠拢,以便接应在港同志的转移或撤退。”这样,有备而来的东江游击队很快在九龙半岛开辟了两条撤退路线,一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大帽山、元朗、白石龙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二是九龙至西贡经过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文化人偷渡到九龙后,先进入秘密集中点加以休整,然后由水陆两线分别出发。绝大多数文化人是混杂于回乡难民中经陆上交通线返回内地的,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沈志远、杨潮、胡绳、刘清扬等。走水上交通线的则是那些政治面目已经暴露的人士,包括张友渔、韩幽桐夫妇以及电影明星胡蝶等。
还有一部分文化人是直接走水路撤离香港的,他们大多是居港时间长、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电影界、戏剧界人士,走关卡林立的陆路易遭不测。他们先在干诺道的大中华酒店集中,然后乘走私船只,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由澳门的中共秘密联络站帮助前往广东台山、湛江等地。走这条路的有范长江、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几十人。何香凝与柳亚子父女则是从鲤鱼门乘船到西贡,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队帮助下到达海丰。
这场秘密转移大营救历时近200天,与日军、伪军、土匪等斗智斗勇,出奇制胜地营救出滞留香港的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创造了整个过程没有一人损失的奇迹,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也指出,“大营救表明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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