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郑家大屋：盛世依旧思危言

　　1858年，一位广东香山县的父亲毅然决定让16岁的儿子放弃科举，远赴上海学习经商。几十年后，正是这个大胆的选择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商界和思想界的巨子：郑观应。

　　郑观应31岁开始自主创业，开办太古轮船公司，还参股当时诸多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生意越做越大，却在42岁时，因用人不当，陷入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应付两大官司后，郑观应心力憔悴，壮岁就退隐澳门，居住在郑家大屋中，一心闭门著书。

　　10年后，也就是1894年，《盛世危言》问世，纵论世界大势，亟言改革要义，迎合了维新思潮，一时洛阳纸贵。

　　从精明的商人到睿智的学者，这是个怎样的传奇？

　　今年6月的一天，笔者去参访郑观应在澳门的故居——郑家大屋。当天恰逢落雨，游客稀少。踏着院中淅沥的雨声，穿堂走巷，恍若回到从前。推开精巧的木窗，雨丝如雾，当年的主人，是否也曾在这窗下凭眺中国的未来？

　　未来？在这个相信轮回的民族心中，只有忧天的杞人才会把“未来”当个问题，道不变，天亦不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在郑观应的时代，“未来”却真切成了所有先觉的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纠结。这艘平稳航行了几千年的巨轮猝然卷进了现代化的惊涛骇浪中，濒于沉没。天朝的迷梦该惊醒了，可是谁来做这只牛虻呢？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太平盛世的假象中麻痹太久，耸人听闻的“危言”未尝不是救世的良方。

　　传统儒家以仁义治国，耻言利益，郑观应则理直气壮地吁求国家富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他为千百年来被士大夫所不齿的商贾鼓与呼：“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他亟言商战甚于兵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他呼吁广开言路，顺达民意：“中国病根在上下不通……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他认定西方的强大不在船坚炮利，而在人才和教育：“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

　　这些“危言”给甲午战败以后困惑、沮丧的中国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可惜历史没有给大清以自省的机会。如今，百年过去，早已洗刷屈辱的中国正苦苦探索强国富民之道。重读这些百年前的灼见，依然振聋发聩。

　　历史是常读常新的，智慧不会衰老。如同郑家大屋院子里的那株水葡萄树，在百年的风雨中依然自在开落，等待我们去捡拾和品味。(张远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