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九旬高龄，领袖西泠(2)

　　这是典型的“饶宗颐式”的学术研究方法。不管是敦煌学、中西交通史、上古史、古文字学，一旦发现一个问题，他就像钻探机一样深入下去，专注这个研究，通过新资料，得出新结论，找到新突破。

　　李焯芬说，饶先生的研究是点式的，两篇文章、两项研究之间未必有关系。“他有一套二十一世纪论文集，每一套都厚厚的，涉及敦煌学、佛学研究，但是每一篇论文之间没有联系。”比如前一篇谈禅宗六祖慧能，传统的说法是六祖是文盲，但饶老去广东收集资料研究一番，得出的结论是，六祖是有文化的。下一篇就讲魏晋南北朝佛学翻译问题，或是研究玄奘的问题，虽然都是佛学，但彼此独立。

　　“每一篇论文都精彩、都有突破，但他不是像一些学者那样一辈子钻研单单一个领域，而是上百个领域。他的研究是点，不是线和面，但他的点都是非常精彩的点。”

　　饶宗颐学术馆曾经想把饶先生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整理一篇介绍文章，但发现范围太广博，工作艰难，迄今仍未完成。

　　饶宗颐自己也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这么多的方向，几乎遍及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领域。其实，造成这一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我都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抱着很浓厚的好奇心，希望寻根究底。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各种新出土与学术有关的文物，都十分关注，尽量利用这些资料来定证及推展我的研究。

　　郑炜明博士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他1981年起师从饶先生，并成为饶先生的助手。他说，饶先生最反对我们把研究领域收得太窄。

　　文化源流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涵和条理，及因果关系。“饶师兴趣最大的，正在于此。”郑炜明总结说。

　　中国文化的希望

　　饶宗颐说，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向外追逐驰骛，“知彼”的工作还没做好，“知己”的功夫却自甘抛弃。不过，他近年有了一个新看法——中国正在走向文艺总复兴，就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样。正如经济繁荣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前提，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挖下去很容易就找到古代的东西，新材料层出不穷，带动古代史研究和考古学发展。饶宗颐希望推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现在欧美也知道中国要发展为一个经济大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很多。这就是饶先生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分析——中国将更加走向世界。

　　“中国文艺总复兴”这个结论，正体现了饶先生一向重视新出土文物的研究取向。他曾到印度、伊朗、中亚、欧洲的博物馆去看别的国家的出土文物。古代文明之间有很多交往互动，因此他经常能得到一些新的结论。

　　饶先生最新的一本学术著作，是2010年底出版的《西南文化创世纪》。邓伟雄说，饶先生最近20年，花很多时间研究长江流域文化，书基本写好了，往往为了等一个新资料，放在出版社好几年，一直不让出。

　　饶老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执着，除了做学问。”

　　邓伟雄也说，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是同一类型的学者，但是他的优势是处于不同的时代，出土的文物特别多。饶宗颐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绝非单单研究一个东西，比如研究词学，就要跟社会状况，跟宋代的历史人物、社会制度结合起来研究。

　　家学加勤力，成就一代学术领袖

　　作为20世纪下半部分国学研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饶宗颐常常说自己是幸运的。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家学。他的父亲饶锷是南社社员，潮州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对历史、古文字通志很有研究。饶家的藏书楼天啸楼，是粤东两大藏书之一。饶宗颐的幼年，就在藏书楼里度过。

　　郑会欣也感叹，相对于我们这一代，饶公的国学基础实在太好，练的是“童子功”，小时候看的东西过目不忘，记在心中。

　　“他的脑子像电脑，有时他在家里打电话来要查书，作者、版本、第几卷清清楚楚，我马上就能去图书馆给他查到，非常方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做有兴趣的事往往会全神贯注，再长时间也不觉得辛苦。饶宗颐最大兴趣就是读书做学问，看起书来就不觉疲倦。邓伟雄介绍，饶先生在法国时，有位一起做研究的法国学者慨叹，饶一天看书写东西十几个小时，其它东西都不理会，这样拼命治学，别人如何比得上？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收藏了饶先生转赠的藏书几万本。一位职员说，这些书上都有他的批注，说明他全部认真看过。“饶先生藏书，为的是使用，而非追求版本。”

　　学术成就傲人的原因，饶宗颐自己还总结了一条——长寿。正因为长寿，时间多，所以可以研究很多问题。“他十几岁就是大学教授，学术生涯已经有70多年，超过很多人的寿命，成果能不多吗？”一位与饶宗颐相熟的后辈学者说。

　　导夫先路

　　郑会欣说，对于学生，饶先生可谓“导夫先路”。“他是站在高处指引别人的人”。

　　饶先生对奖掖后学费力颇多，尤其是来自内地的学者。他退休后，适逢内地改革开放，因为事务渐少，有时间回内地了。跟内地学术界交往多了，发现当时学术界跟国际上差距太大，正象“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所描述的那样。

　　饶先生经常只身往来内地，曾经3个月内走访了33个博物馆，考察了文革期间出土的大量文物。郑会欣说，“他回去之后，对国内学术界是一个带动。”

　　饶宗颐在香港成立了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从社会上募钱，邀请国内中青年学者来港研究。“在会议上发现国内有的潜力中青年学者，就邀请他们来，放下一切干扰，查找资料写东西。”郑会欣说，学者们往往是带着半成品而来，潜心研究、得到指点后出书立说。现在内地敦煌学和古文字学界很多重要人物，都曾经受惠于饶公。

　　不少人想给饶公写传记，他都是一笑了之。郑会欣说，可能是饶老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还早着呢，未到总结时。前不久，在答谢“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时，饶宗颐说，对当代文化艺术发展方面，我所做到的仍然十分不足。故此，这一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鞭策。我现在虽然已经接近百岁高龄，但仍应当如易传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