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评"金陵十三钗":面目全非改编折射何种心态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后褒贬不一。近段时间网络上开始陆续出现西方主流平面媒体的影评,这些评价尤其被中国读者所关注,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大争议。一部小说是怎样被改编成热门电影的?在小说原著和电影剧本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改编者怎样的心态?这些改编又引起怎样的关注?我们尝试呈现其中的脉络。
电影争议
《金陵十三钗》的故事背景是1937年的南京。日军攻入南京开始屠杀和淫掠,十多位秦淮风尘女子逃难到一座美国的教堂,同时教堂里也庇护了一群女学生,后来又加入了几位城陷时被打散的中国士兵。神父、妓女、学生、军人在这个暂时的避难空间里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包括爱情,之后日军杀入,要把女人掳走,这几位过去被人轻贱的风尘女子化妆成女学生,替她们赴难。
电影上映后,在内地立即引来批评,认为在“南京大屠杀”这个最令中国人痛心的话题中加入“风月”、“爱情”、“性”的元素,令人反感。不过观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又有许多认为拍得很好,根据新闻媒体统计,该片票房至2012年1月1日前已达到4.5亿元人民币,成为去年中国国产电影票房冠军。
不过,因为这部电影是以第69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为目标,并且获得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电影提名,所以,最近来自西方主流平面媒体的影评又再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并且以此为侧面来反思这部张艺谋电影的价值。
在微博上最完整被佐引的是2011年12月20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Mike Hale的文章《A Shady American in the Nanjing Massacre》。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整部电影归纳为“资深的中国导演张艺谋回顾1937的南京大屠杀的方式是类似于某种后台歌舞剧,偶尔会被可怕的谋杀或者强奸打断的东西”。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张艺谋作为中国导演,对于“南京”这个事件并没有表达他自己的“立场”——“在《金陵十三钗》两个半小时远没有耗光前,这部影片就已经陷入了所描述事件与张先生对其疏远又奇怪的轻薄处理之间的不平衡,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处理是指他拒绝对中国历史最可怕的篇章之一表明立场。”
这篇文章认为,这部电影比不上其他几部同类主题的电影如:陆川的《南京!南京!》、Bill Guttentag和Dan Sturman的纪录片《南京》(Nanking)等,因为这几部电影的制片人是带着他们的观点而来。这篇影评直接刺中了张艺谋电影问题所在。
小说和电影的差别
这部电影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原著小说,但若读过原著的人再去看电影,会发现剧本被作了篇幅不大但相当实质性的改动。
在原著小说中,美国神父并非电影中这么重要的“救世主”角色,毋宁说他是一个叙述上的旁观者和“被救赎者”。小说中,神父是南京一所教会学校的主事者。因为南京陷落时对外交通被切断,他无法带着他的助手、仆人,以及教会学校里的女学生们撤退,所以只能折返学校。他乐观地认为日军是现代化军队,有军纪规范,不会乱来。十三位妓女翻墙躲入学校时,他非常反感,并屡次要把她们赶出去。直到日军破门而入,他才开始意识到灾难来临。小说里的故事主角是十三位妓女中的花魁赵玉墨,她和后来躲入学校的国军军官在避难中产生了患难之情,然后又滋生出爱情。但悲剧一发不可收拾,日军后来杀死了几位国军军人,并且知道了这里藏着女人。为了救那些女学生,风尘女子换上学生的衣服,替她们赴难。美国神父至此才幡然悔悟。
在小说版本的故事中,读者看不到电影中的“性”,而且灾难来临时那种悲剧感更加纯粹和浓重,整个国家悲剧浓缩到一个小小的教会学校里——美好的事物被破坏,美好的情感被践踏,军人战斗到死,而女人用她们的智慧和善良去拯救他人,当这一切被日军肆意和变态地绞碎时,你越发感受到这个民族的钻心之痛和对敌人的切齿之恨。严歌苓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家,她对人与事的归纳是非常到位的,而且,她自己的观点非常鲜明。
于是就可以看出电影改编时的问题。美国神父变成了主角,而且为了增添这个角色的戏剧性以及后来剧情所需,把他改成一个原本混迹于中国的美国浪子,南京城破时教堂的神父被杀,他换上神父袍,原本只为避难,却假戏真做,并成了与女主角演对手戏——包括床戏——的男主角。这个非常刻意的角色,连美国影评人都觉得“不合理”。
作出这样的改动后,整个故事的基调就变了。比如,同样是患难中的感情,原本是以一件缩微了的中国人的美好东西被破坏,来加重南京和中国的悲剧,改编后,“情爱”变成了故事的主调,床戏也成了影片宣传时的噱头。难怪西方影评人也会批评:“你以为这是只有最没品的好莱坞制片才会想到的事——把性吸引力放进一个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骇人事件里——但在《金陵十三钗》里这却是核心元素。”(引自《The Hollywood Reporter》标题为《底线》的影评:It's something you'd think only the crassest of Hollywood producers would come up with — injecting sex appeal into an event as ghastly at the Nanjing massacre — but it's an element central to The Flowers of War, a contrived and unpersuasive look at an oft-dramatized historical moment.)
为甚么要这样改?也许我们不能完全责怪张艺谋,他是导演,他一眼看中了这部小说,决定拿它来改编成电影。而负责改编剧本的是中国小说家刘恒。过去也曾发生过张艺谋的电影被骂,而他委屈地说“剧本并不是我写的”这样的事。在当代电影工业中,导演无法完全掌控剧本并不是新鲜事。不过,考虑到过去张艺谋的拍摄风格,以及他最擅长运用电影中的那些元素,以及对票房甚至奥斯卡奖的态度,这样的改动方向不可能和他没有关系。
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个故事,也许还是应该读一读原著小说,虽然那绝非严歌苓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