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佐洱披露中英谈判内幕 彭定康掉包"车毁人亡"论

　　中新网6月29日电  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曾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代表、前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他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交手“经济仗”赢回特区厚家底

　　回归前与英方在谈判桌前数次“交手”的陈佐洱认为，最艰难也最关键的是“经济战”。

　　上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园计划”这个计划预计花费1247亿到2000亿港币，也就是说要几乎花费香港政府当时所有的财政储备，并大规模的举债来建设10个机场、港口的项目。这样的结果会使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剩下50亿港币。

　　在陈佐洱看来，所谓“玫瑰园”对于未来的香港特区而言，可能是一支扎手的玫瑰，当时的中方谈判专家组经过谨慎研究后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样做，英方在 “走人”之后，留给香港只能是一个穷壳子、烂摊子。对此，中方谈判组给予了态度坚决的回应。

　　陈佐洱说，当时围绕“玫瑰园计划”中最为关键的香港新机场建设，中方提出了三条谈判原则：第一，中方认为香港的确需要一个新机场；第二，新机场的建设必须符合成本效益；第三，新机场要为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带来福祉。

　　起初，英方拒绝中方介入香港新机场建设。中方随即表示，如果英方选择抛开中方“单干”，那么，整个工程的支付以及相关债务，1997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概不负责。这一明确表态让英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1991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港英政府修订了新机场的建设计划，英方承诺，将最初预留给特区政府的50亿财政储备，提高到250亿港币。正是因为中方打赢了这场“经济战”，才为特区政府攒下了足够厚实的“家底”，在1998年的经济危机中得以全身而退。

　　再谈“车毁人亡”论

　　陈佐洱在中英谈判期间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曾饱受非议。很多香港市民熟悉陈佐洱这个名字，就是源于当年的一场“车毁人亡论”的风波。许多年后，再次提及此事，陈佐洱仍然感慨良多。

　　1992年，彭定康到任香港总督之后，提出要大幅提高福利。1995年11月，中英财政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召开前夕，香港社会福利署的署长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说，“香港社会福利在近5年以来，每年都在以27%的速度增长，我们还要用这个速度再增长五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英方的行为引起陈佐洱的警惕。他认为，港英政府的这一说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英方的管制到1997年6月30号为止，可是这个社会福利计划，是到2000年，它本无权为未来的特区做任何规划，更没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里面商量过；第二，当时香港GDP的增幅只有5%，要支撑27%的社会福利增长不仅难度大，且一旦遭遇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时至今日，陈佐洱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说，彭定康在英国做过保守党主席，在国内一直反对实行高福利，到了香港却一反常态，这不过是拿香港人的钱来收买人心，走后把一切抛给特区政府收场。

　　所以陈佐洱在第5次专家小组会议上提出，希望英方坚持审慎理财的原则。当时他说：“中方主张香港社会福利要不断提高，而且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规定，1997年以后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像这样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而这个车的司机就是港督彭定康。”

　　但此话被彭定康“掉包”说成中方说提高福利就要车毁人亡；还说陈佐洱讲在崎岖的山路上有一部高速的赛车，而这个赛车的司机就是香港人。第二天，“车祸人亡”的字眼就遍布香港媒体，许多香港市民也对陈佐洱的这番话多加指责。陈佐洱回忆，当时他的夫人上街都会被指指点点，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了。

　　回想此事，陈佐洱再次强调，尽管他的原话是被彭定康偷换概念，但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那番表态，他认为，正是当时中方及时制止了港英政府的这一做法，才为后来的特区政府守住了一笔足以在金融海啸中救命的钱。同时，在那场风波中，不少香港人也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比如，1995年他从北京乘飞机回香港，一个坐在后排的香港同胞站了起来说，你是陈代表吗？你这车毁人亡论说得好啊，我们支持你。又一次他在香港乘计程车，的士司机在后视镜里面认出他，说，陈代表你那番话说得好，他们英国人走以前就是想把钱都花完，你要替我们看住这笔数啊。陈佐洱下车的时候，司机还执意不收他的车费，陈最终坚持付了车费，并为这位的士司机签名留念。回想起这些，陈佐洱说，当时，这些支持让他感觉到非常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