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际政治格局渐趋均衡 经济复苏后劲不足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这一年中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层面进一步发酵，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国际权力从跨大西洋向跨太平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从大国向中小国家转移和扩散的趋势持续发展，多极化在更多领域、更宽泛的意义上都有新发展。国际体系新旧并存，博弈加剧，转型加深，不安全与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世界多极化趋势取得突破性进展。

　　世界已逐步从国际金融风暴中走出，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走在复苏的前列，国际力量格局逐渐向更均衡的方向调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世界多极化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二十国集团从金融危机应对机制向国际经济治理主要平台转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占份额和表决权都有了量化提高，国际格局向着更加均衡化的方向演进。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7.1%，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国际治理结构出现新的调整。今年4月，世界银行进行改革，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行第三大股东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于2012年年会前，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欧洲国家还将让出两个执行董事席位。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社会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架构，推动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

　　大国合作的议题性和竞争的战略性愈加突出。中美关系尽管波澜起伏，但合作仍是主流。

　　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格局震荡，加速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认为，世界各大国着眼后危机时代，为谋求有利的战略地位和相对优势，加快调整战略。随着危机减退，大国之间的合作动力有所减弱，竞争因素有所发展，合作的议题性和竞争的战略性愈加突出，相互关系更显复杂、多变、敏感。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借重、分化与防范都在发展。

　　本报驻美国记者温宪认为，今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尽管波澜起伏，却破浪前行。美国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国会在人民币问题上施压、保护主义势力挑起贸易摩擦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美关系，但中美双方都坚信，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因此，2010年中美关系的主流仍是合作。

　　以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为契机，中美元首就推动双边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中方强调，应始终坚持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干扰。此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成果显著。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会晤，达成诸多共识。

　　美国从两场反恐战争中收缩，重新加强在亚太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中的存在。

　　美国要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两场反恐战争，并应对新兴国家的崛起，还要医治金融危机的创伤。美国明显感到力不从心，被迫从两场战争中收缩，将更多精力投向亚太。

　　曲星指出，美国利用“天安”号事件和钓鱼岛撞船事件巩固了美韩、美日同盟：“天安”号事件不仅导致韩国推迟收回韩军“战时指挥权”，还使韩国感到韩美同盟“不可或缺”；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挫败了日新生代政治家拉开与美距离的意图，钓鱼岛撞船事件和北方四岛问题也使日本感到美日同盟“极其重要”。本报驻日本记者于青认为，钓鱼岛撞船事件弥合了因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出现裂痕的日美关系，写明“警惕监视中国”的日本新防卫大纲也于年末堂而皇之地推出。美国还插手南海问题，使之更加复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翟崑认为，美国携势而来，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试图构建一个由其主导的新地区合作模式，与东亚经济合作分庭抗礼。此外，东盟以主人姿态，扩容东亚峰会，将美、俄纳入，历史性地创建了亚太主要力量领导人对话平台，“东盟10+8防长会”启动了亚太主要力量进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进程。

　　世界经济呈现“冰火两重天”，增长“东高西低”,力量“西衰东兴”。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总需求依然不足，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复苏的脆弱性和不平衡性进一步显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后危机”特征，复苏蹒跚，信心起伏，市场多变，发展参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呈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冰火两重天”：增长“东高西低”，力量“西衰东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发达国家结构调整难度大，美元危机若隐若现，新兴市场资产泡沫风险上升，起伏震荡趋于常态化。

　　今年年初，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年中世界忧虑经济“二次探底”，年底美国祭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严重扰乱全球发展环境。发达国家拼出口、创就业、激消费、促复苏，新兴市场紧银根、压通胀、堵热钱、抑泡沫，全球贸易战与汇率战交织频发。

　　遭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一边努力加强经济治理，一边深度调整内外机制。

　　今年是《里斯本条约》生效的第一年，欧盟机制经历深度调整，金融危机使欧元区统一货币与主权财政的结构性矛盾空前尖锐地暴露出来。欧元区危机四伏，继希腊之后爱尔兰又爆发债务危机，葡、西、意等国也在危险边缘徘徊。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李永群认为，经济上遭受重创的欧洲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被弱化，面临降为全球经济“乙级队”的危险，欧洲不得不绝地反击打响“保级战”。欧盟及时出台一系列加强经济治理的举措，欧盟一体化建设也不断深入。

　　欧盟内部运行机制艰难磨合：欧盟正在由以成员国为主导的轮值制向以委员会为主导的常任制过渡，理事会与委员会踩脚、抢话筒现象时时发生；欧盟对外行动署能否在理事会和委员会之外真正独立运作有待观察；欧洲议会获得对外事务“共同决策者”的地位。

　　主权债务危机引发欧盟机制深层次变化。欧盟引入稳定机制，加强货币流动性以阻止危机蔓延；改革现行财政金融体制，主张依据《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违规国家严肃处理；通过财政紧缩和扩大出口来稳固实体经济。

　　俄罗斯积极提升与西方关系，加速融入亚太，利用外部资源推进其经济转型。

　　俄罗斯外交呈现灵活务实、软硬并举的特点，释放出积极调整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姜毅认为，俄罗斯一面与西方在军控、地区热点、反导等问题上营造新的合作气氛，一面又反复强调，如果西方继续沿袭过去的对俄政策老路，只会使双边关系重新陷入困境；一面在与波兰的历史问题上高调“反思”，并与挪威解决海上划界问题，一面又更加坚决地反对篡改二战历史，对日领土争端立场也更为强硬；一面宣称要与欧洲建立“现代化联盟”，一面加快融入亚太地区的步伐。

　　俄罗斯如此灵活地调整外交政策，目的是要利用外部资源来帮助其经济转型，为实现现代化战略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强调，要继续拓展“经济外交”，推动与不同国家的创新合作，让外交服务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王恬 董力 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