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虽对政府不满，却声明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帐篷城”的帐篷外有标语写着：“我们不是来抗议的，我们是来提出解决方案的。”
许多以色列人觉得自己为社会利益牺牲个人需求，然而这种奉献却得不到回报。政府在保障住房、衣食等方面没有尽力。物价飞涨、贫富悬殊、社会价值和道德沦丧，让以色列人深感失望。
高房价引发的“起义”
房价太高了！“快活不下去了”！颇为理性的以色列中产阶级终于忍无可忍，自7月14日搭起“抗议帐篷”，一场席卷整个以色列的游行示威活动至今仍无停息的迹象。
事情最初发生在特拉维夫市。不断上涨的房租让25岁的视频编辑达芙妮·里夫苦恼不堪，付不起房费的她开始在脸谱网上呼吁同病相怜者，跟她一起在特拉维夫市的罗斯柴尔德大街搭起帐篷抗议。
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泄愤之举，居然应者云集，先是特拉维夫市有数千人响应，而后加入者越来越多，波及范围越来越广，这场最初只是针对高房价的抗议，很快就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高物价、呼吁社会公平的“中产阶级革命”：妈妈们要求托儿费能付得起，医生要求合理薪酬，教师要求提高待遇，学生要求教育资源公平，出租车司机抗议油价太高，还有人抗议奶酪、尿片价格不断上涨。
最近接连三个周六，特拉维夫都发生大规模集会：7月30日的集会还波及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10个城市，在共计15万人参加的抗议中，示威者高喊“人民要求社会公平”口号，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8月6日晚的集会则规模更大，约有30万人参与特拉维夫市哈比马广场的集会和游行，而同一天在耶路撒冷，也有2万人游行到内塔尼亚胡的住处。
物价：不能承受之重
参与示威的民众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自各行各业：大中学校教师、出租车司机、奶农、学生、青年社团成员，甚至还有警察。他们大多属于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工作，却在高物价中挣扎度日。
来自海滨城市海尔兹利亚的莎伦·卡兹说，“我和丈夫都是学者，两个人都工作时每个月可赚1.3万新谢克尔(1新谢克尔约合0.28美元)，可仍不够开销。”她曾以为拮据是自己的错，但“现在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抗议刚刚开始”。
高房价令在特拉维夫市上班的视频编辑伊兰·卡里米只能选在有两个多小时公交车程的地方租房住，他说，“我的全部收入都用来支付两个孩子的托儿费。妻子是网络管理员，工资有一半用于房租，另外我们还要交医疗费、社保以及各种税等。”物价昂贵压得中产阶级都“快活不下去了”，甚至有人在示威中打出标语说：“做3份工作也无法填补开销。”
近些年以色列经济增长较快，不过生活成本也一路飙升，贫富两极差距拉大。工薪阶级的工资好几年都不曾上涨，房子、食品、燃油、税收、抚养孩子等各项开支却越来越高，一条“社会差距逼人没有活路”的标
近九成民众支持抗议
以色列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买得起别墅的人更富有，经济政策也让他们更受益，而中产阶级却得不到好处。有评论说，在总理内塔尼亚胡心中，他们长久以来都是沉默、顺从的代名词。居住在特拉维夫的奥哈德·麦其鲁布是网络研发人员，妻子工作也不错，但这样的家庭仍要靠“啃老”，他说，“政府是在为那些控制以色列经济的少数富人家庭服务。”
在以色列财政税收中，大量钱财被用于西岸定居点的建设和犹太居民的安置，而在关乎大众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领域方面，近几年来少有投入，致使医疗系统资金不足，交通建设几乎瘫痪，人们抱怨说，作为发达国家的以色列，公共交通只有第三世界的水平。特拉维夫的实习医生伊姆里·费舍尔说，公共医疗部门连基本的医疗设备都保障不了，“病人要做个手术，得等上数月，因为医院里床位不够。”
参与抗议的中产阶级，大多都是世俗的年轻一代。英国《卫报》8月2日说，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宗教因素，对于政治，近十年来他们既不漠然，也不狂热，若不是生活所迫，或许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知道混乱和冲突对生活并没有好处，因此，抗议活动组织者从一开始就很谨慎，避免掺杂政党和政治元素。他们虽对政府不满，却声明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帐篷城”的帐篷外有标语写着：“我们不是来抗议的，我们是来提出解决方案的。”“帐篷城”创立者之一斯塔夫·沙福尔8月6日重申：“我们不是要求更换总理，我们要求改变制度。”
以色列《国土报》公布的民调显示，87%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些抗议活动，81%的人认为抗议是源于人民的疾苦。甚至警察都成了抗议人群的一部分。
抗议者“只求社会公平”
截至9日发稿，示威活动仍然相对和平，并未发生流血冲突。然而，这场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的运动，会是“纯粹无关政治的社会抗议”吗？《耶路撒冷邮报》右翼专栏作家马丁·谢尔曼5日以一句“饶了我吧”，影射抗议活动动机不纯。《纽约时报》5日也质疑：难道房价、物价降低抗议者就会回家吗？这是否是精心包装的左翼运动？
7月下旬，内塔尼亚胡迫于压力宣布了一系列有助于缓解住房短缺问题的改革措施，但示威民众对此并不满意。8月6日的大抗议后，内塔尼亚胡宣布组建高官及专家委员会，誓言会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物价。
曾任以色列驻美大使的萨莱·梅里多认为，上街游行的人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许多以色列人觉得自己为社会利益牺牲个人需求，然而这种奉献却得不到回报。政府在应做的事情上(保障住房、衣食等)根本没有尽力。物价飞涨、贫富悬殊、社会价值和道德沦丧，让以色列人深感失望；政府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经济支持让一些抗议活动组织者觉得政府实行双重标准，越来越右倾。连向来为政府唱赞歌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都认为抗议者对政府漠视人民疾苦的怨愤，才是问题所在。
一旦抗议者的要求被政治化，内塔尼亚胡政府有可能将抗议活动视为非法，认定为受极端势力操控、意图推翻政府。以色列议会中的利库德集团在抗议一开始就曾以“极左阴谋”为名抵制示威，内塔尼亚胡也警告说会反对“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做法”。特拉维夫市的哈比马广场上，不排除发生类似埃及开罗广场上的流血事件。
不过，乐观的抗议者觉得这是唤醒政府改革的机会。示威者阿布·载达说，抗议者要求的只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意味着国家资源的平等分配，这不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据《青年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