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觉三：美国的成功得益于其特殊天赋
美国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美国人往往认为他们崛起为世界强国是开国元勋们的政治远见、美国宪法的优点、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以及美国人民的创造力和辛勤劳动直接造就的。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如今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是因为美国的确特殊。
这个版本的美国历史不乏真实之处。移民蜂拥来到美国寻求经济机遇绝非偶然，“熔炉论”促进了一波又一波新美国人的同化。美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完全值得称颂，而且多多少少应归功于美国政治秩序的开放性和活力。
但是美国以往的成就既得益于美国无与伦比的优点，也得益于美国的好运。这个国家刚建立时的好运在于这片大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通航的河流纵横交错。它的好运还在于它与其他大国相隔甚远，更幸运的是，土著人不那么发达，还特别容易感染欧洲疾病。美国建国之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列强相互厮杀，大大方便了美国在北美大陆进行扩张。在其他列强打了两场极具破坏性的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牢牢占据了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美国崛起之路的这一回顾并不否认美国做过许多正确的事情，但也承认美国的现有地位既要归功于所谓特殊天赋或者说“天定命运”，也要归功于好运。
错觉四：世界上的好事大多源自美国
美国人喜欢把国际社会积极动向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比尔·克林顿总统认为美国“对于促成稳定的政治关系不可或缺”，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对于“世界上自由、民主、开放经济体和国际秩序的未来”至关重要。记者迈克尔·赫什说得更为露骨，他在《与自己交战》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全球作用“是千百年来、也许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这个世界收到的最好礼物”。鉴于美国领导人极尽自夸之能事，大多数美国人把自己国家视为国际事务中一支绝对的积极力量实在不足为奇。
跟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谈不上完全准确。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无可否认的贡献，包括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与管理、对民主和人权核心原则的声援以及在欧洲和远东地区大体上起着维持稳定作用的驻军。但是认为一切好事都源自华盛顿的智慧则过分夸大了美国的贡献。
首先，虽然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也许会以为美国在打败纳粹德国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实际上对德作战主要在东欧展开，粉碎希特勒战争机器的主要任务是由苏联承担的。同样地，尽管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对欧洲在二战结束后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欧洲人在重建国家经济、构建新型的经济和政治联盟、超越长达四个世纪的敌对方面至少有同样大的功劳。
此外，戈弗雷·霍奇森最近在他充满同情却客观公正的《“美国例外论”的错觉》一书中指出，自由理想的传播是一个全球现象，其根源在于启蒙运动，欧洲哲学家和政治领导人为推广民主理想做了大量工作。同样地，就废除奴隶制和提高妇女地位的长期努力而言，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功劳比美国更大，美国在这两方面的进展都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如今美国在同性恋权利、刑事公正和经济平等方面也算不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已经着手处理这些领域的问题。
最后，只要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的诚实描述就必须承认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不好的一面。美国在过去1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因此是全球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根源。美国曾站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长期斗争的错误一方，曾经为了短期内战略利益的需要而支持众多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包括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美国人也许有理由为他们在创建和捍卫以色列以及打击全球反犹主义方面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但其一边倒的政策也造成了巴勒斯坦迟迟不能建国和以色列持续实施残暴的占领。
总之，美国人过多地揽下全球进步的功劳，而在美国政策事实上适得其反的领域受到太少的指责。美国人对自己的弱点视而不见，在某些方面，这带来现实世界的后果。还记得五角大楼里那些运筹帷幄的人原以为美军会在巴格达受到鲜花和人群夹道欢迎吗？结果他们得到的主要是火箭弹和简易爆炸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