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了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但现在对于欧洲来说,政府负债过高的风险已经开始爆发,有人将之归咎于社会福利水平过高,你怎么看?
卡恩:福利制度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足够强劲,那么现在欧洲的福利机制是没有问题的。但眼下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了,欧洲人的购买力在下降,而失业率不断上升,支撑福利制度的基础也有被掏空的危险,如果继续恶化,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的问题。
欧债危机背后的问题主要就是经济增长放缓。目前我们一方面要解决欧债危机,另一方面一定不要去打压经济增长(此处指希腊等国采取的紧缩政策),否则这只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欧洲的领导人提出建议时,就告诉他们,解决欧债危机首先要解决经济的发展和成长问题,而不应该制定一系列抑制经济增长的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福利制度有没有可能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这几年政府开始强调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合理的福利制度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
卡恩:现在中国政府所走的这条路,就是从以开放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向以内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是非常高,既使今后可能有所降缓,但是整体而言还是非常高的增长。
中国是一个幅员非常辽阔的国家,在居民的消费领域就会有非常多的投资机会。这其中,特别是在卫生、保健领域,以及退休服务领域,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说这些福利体制的发展和变化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就会完成,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慢慢去实施的话,这种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向内需驱动的经济转变最终会实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要实现这种转型,还需要哪些条件?你此前说过,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一国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你怎么看未来中国的创新能力?
卡恩:中国由于掌握的先进技术还不够充分,因此更加需要社会给大家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来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同时要努力巩固这样一个非常自由宽松的环境,让这些技术创新能够在社会不断地传播下去。
在过去十年,包括中国、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很多创新策略是来自于中央政府,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推动着国家的各种创新,包括制定政策、推动一些项目等等。但在下一个十年,我们需要对这种来自中央集中式的创新作出一些改变,让创新的决策不再仅仅来自于中央的决策。
我知道,这样做对中国来说会比其他的国家要困难一些,因为中国有依靠国家和政府驱动经济的传统。但是惟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才可以进步。如果故步自封,维持中央集中的创新模式,再过十年,就很难实现向强国的转变。所以中国这方面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已经可以非常好地推进创新,我认为这对未来是非常重要的。(记者 周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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