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前高官曝美情报运作内幕 揭秘总统如何决策 (4)

　　“9•11”后情报工作有所改善

　　是的，但不是你所想的那些原因。当然，对十年来进行一次真正全面的审视至关重要。“9•11”后，美国情报预算大幅增加，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数据，2001年以来，美国情报预算已经翻了一倍。这至少勉强增加了发现重要情报的几率，使美国能够发现恐怖分子大范围的袭击计划，或者打击重要的恐怖分子。

　　但是，“9•11”之后，美国战略优先次序激烈而明显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反恐，与其他情报任务相比，更加依靠与其他国家的密切协作，因为它们拥有第一手的关键资料、当地的警察以及美国通常情况下缺乏的调查权力。“9•11”前，其它国家经常不大乐意与美国合作，尤其是它们当地的利益受到影响时。然而，“9•11”后，美国官员就可以拍着桌子，对他们的外交同仁说，“这次我们是认真的。”这种态度巨变的效果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成功冻结或没收恐怖分子的金融资产。其他方面则未必有这么明显。未来反恐成败与否，比如南亚的反美极端主义，也将更加依靠美巴关系的状况，而不是华盛顿后方官僚机构的表现。

　　尽管各国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但各国反恐机构的合作已在持续进行。但是，最终这种合作将依靠美国在世界的国家声誉以及与其所拥有的良好关系。当“9•11”逐步成为历史，愿意分享情报信息的国家也渐渐耗尽。认为情报应大力辅助外交政策的想法并不过分，但我们也需要牢记外交政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有多大。

　　“好的情报能够让我们少一些糟糕的意外”

　　希望如此。去年2月上旬，仅在“阿拉伯之春”终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30年统治的前一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范斯坦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质问中情局官员。“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正在制定埃及政策，决策者们需要即时的情报分析，”范斯坦告诉时任美国的中情局助理副局长奥沙利文(Stephanie O'Sullivan)，“我怀疑，情报部门是否胜任该地区的工作。”

　　2010年11月，突尼斯水果贩默罕默德•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点火自焚。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由于未能对其进行准确预测，中情局在美国国内面对的不是范斯坦(Sen. Dianne Feinstein)一个人的批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机构改革与调查委员会都不能改变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想让情报部门去了解的事情，都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模拟或预测。情报部门只能依据公开、有限可获得的证据，提供(很显然，也确实提供了)一种对于事态发展的战略性理解。而这些紧张的事态一旦遇见火花，就可能触发革命。

　　最近的指责与质问是珍珠港遇袭事件以来一系列情报失败中最新的一起。过去七十年来，情报资源已经大范围扩展。情报机构也持续努力，不断改善工作。但是，没有任何工作流程图能够完全避免“不愉快的意外”，而且总会有新的挑战，尤其在这个信息无限增长的时代。

　　情报能够帮助处理不确定性，界定范围，并详细阐明已知与未知。情报机构通过系统性地收集各方面信息，从简单的大量的未知信息中分辨真正的危险因素，但它不能消除危险因素，它也不能杜绝所有的意外，包括一些重大的事件。领导者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必须期待并准备遭遇意外。

　　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期待“未知的未知”。不但我们将难以知道所有正确的答案，我们甚至不会问所有正确的问题。(记者 董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