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女记者坚持现场报道 要做“有温度”的新闻

　　对于科尔文来说，官方允许的采访可能不值得一去。事实上，她以往的采访很少有得到官方批准的

　　文/郑阳鹏

　　“在科索沃的难民营外，玛丽·科尔文像一只野兽撞到了我的身上。我们只见过那么一次。”供职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里克·瑞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是1999年，科尔文的左眼还在，但看上去已经很像一个粗鲁的海盗。

　　瑞伊也曾是战地记者，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就退职了。

　　对瑞伊来说，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刀口舔血的职业战地记者同样如此。科尔文也许知道自己的命运，但谁会料到最后的沙场是在霍姆斯。

　　2012年2月21日夜，叙利亚，霍姆斯的巴巴阿玛区。56岁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战地记者科尔文正通过卫星电话为BBC传回现场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小婴儿死去了。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只是说，我什么也做不了。直到死去，他的小肚子还在起伏着。这样的事情不断、不断、不断地发生着。”

　　第二天，几枚火箭炮击中了她所在的临时新闻中心，她与另一位法国摄影记者没能逃脱这一死劫。

　　他们是叙利亚国内冲突爆发11个多月以来身亡的第6和第7名记者。

　　就在几天前，做了25年战地记者的科尔文向同行、英国第四频道的伊尔桑说，现在的叙利亚是她遇到的最凶险一役。

　　此刻的霍姆斯，叙利亚冲突的焦点，的确是地球上最凶险、情势最复杂的地方。一座围城，比炮弹飞得更快的是未经证实的视频、说法、流言、甚至刻意散播的谣言，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指责，鲜有人知道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而这正是科尔文和她的同行们想要弄清楚，并传递给世界的。

　　“你看到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

　　半年前，她还深入内战中的利比亚，在卡扎菲的最后日子里再次采访到了他(她曾于1986年几次采访过卡扎菲)。科尔文单刀直入：“你看到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

　　而这只是她经历的十余次战争中的一次。从车臣的崇山峻岭到印尼的热带雨林，从巴尔干的凯斯特丘陵到伊拉克的黄沙千里，几乎哪里有硝烟，哪里就可以看见科尔文的身影。

　　2001年在斯里兰卡，她深入反对派泰米尔猛虎组织，一枚手榴弹落在她身边，弹片夺去了她的左眼。之后她就用一块黑色眼罩盖住左眼，这一颇似加勒比海盗的造型反倒成了她的个人标签。

　　报道生涯中，科尔文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两枚手榴弹弄醒。“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入黄泉。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科尔文当初从家乡纽约长岛去耶鲁上大学时的愿望，无非是想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这一切因为大四那年她参加的一场研讨会彻底改变。研讨会上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名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

　　科尔文回忆说，“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从此，她决定投身新闻。

　　大学毕业后，她先是在一家小报工作。一年后转投合众国际社(UPI)，并说服合众国际社派她到巴黎分社，凭着青年锐气，她很快晋升为巴黎记者站站长。而她却在这时转投《星期日泰晤士报》。据她自己说，是因为觉得UPI“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

　　科尔文经历过两次战地恋情。但是，战地记者间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他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科尔文说。

　　而从战场归来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和平年代，生活安静得让她发慌。她回忆说，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时间慢慢地流过，那里所有的一切，包括灯光，看上去都是那么特殊。”在经历了炮火和逃亡以后，她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

　　《纽约客》的记者约翰·卡西迪回忆他最后一次与科尔文共进午餐。当时科尔文用沙哑的声音说她有可能写一本书，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也许在某个智库或者新闻学院找份工作。“我想我们彼此都清楚她永远不会这么做。”卡西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