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女记者坚持现场报道 要做“有温度”的新闻(2)

　　“在现场”的信念

　　正如科尔文的同事伊尔桑描绘的那样，科尔文是一个老派的西方新闻记者：信奉“在现场”的理念，不肯做“来了就走”、消防员式的记者。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当时使馆要求记者全部撤离，记者们都在互相询问，“你不会不想走，对吧？”好像在为自己的撤退寻找安慰。只有科尔文在忙着收集瓶装水、压缩饼干、水果和万宝路烟。

　　而这一次，科尔文出发去叙利亚前和BBC的评论员吉姆·缪尔在黎巴嫩碰过面，他感觉到她身上的脆弱和不安全感。那是他以前从未在她身上感觉到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去，但对于科尔文，那从来不是一个选项。

　　在2010年纽约的一次公共演讲中，科尔文这样陈述自己的理念，“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新闻滚动、博客和微博的当今时代，战争报道基本上没有改变——总得有人去那里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不去那些人们遭枪击和有人朝你开枪的地方，你就得不到新闻。”

　　但科尔文在某种意义上又不是那么典型。不同于西方传统新闻观崇尚的冷静的“壁上观”式的报道，她的报道是热的、充满情感的，这从她发回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她并不回避选择立场，那就是同情平民、同情弱者的立场。她说过她的兴趣是“极端情况下被激发的人性”。

　　“科尔文的报道是刻意突出‘主观性’。这反映的是法国新闻界强调立场和观点的传统，与英美新闻界崇尚的专业主义传统是不同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史安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曾经的同事，英国《卫报》的评论员罗伊·格林斯拉德回忆道：“她说她的职责是做见证人。她说她对进行轰炸的飞机是什么型号、地面上向空中开火的大炮口径是120毫米还是150毫米没有兴趣。“

　　另一位她的同事，《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威瑟罗在悼词中写道：“她不止是在报道，她也希望她的报道能改变事情，她也相信她的报道能改变事情。”

　　记者和社会活动者的界限

　　在一些时候她真做到了。1999年，由东帝汶脱离印尼引发的冲突正烈。印尼支持的武装组织包围了联合国在当地的一个避难所。22名记者撤离了，只有科尔文坚持留下来。为保护这里1500名被围困的妇女和儿童，她选择逗留，并在这里向世界报道新闻，直至四天后所有平民获救为止。

　　“我对他们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如果离开了，我会觉得我是胆小鬼。如果记者有机会救他们，他们应该那么做。”她事后说。

　　亦有批评认为她混淆了记者和社会活动者的界限。在叙利亚问题上，并未展示叙利亚反叛者是否如他们看上去那样的无辜。叙利亚官方还指责科尔文采访并未得到批准，是非法从黎巴嫩入境的。

　　一位刚从叙利亚回来的《中国日报》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没有去过霍姆斯，不清楚当地的情况，但他在叙利亚采访时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如果要从大马士革去霍姆斯是可以去的”。

　　但对于科尔文来说，官方允许的采访可能不值得一去，只有深入虎穴，才有希望拿到她认为真实的信息——事实上，她以往的采访很少有得到官方批准的。

　　但问题是，现场的报道就一定能反映真相吗？《每日电讯报》的评论也承认“很难说科尔文的报道能反映完整的故事。”

　　“但任何其他记者也无法做到。”《每日电讯报》继续写道：“科尔文所从事的那种新闻赋予战争受害者向外界讲述他们苦难的力量，也赋予读者和观众们以力量，去发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被隐蔽的真相。“

　　“因为年龄、经验还有自我反省，当然也是为了我的家庭，我告别了战场。我会纪念科尔文，始终尊敬战地的记者，但永远不会再是他们中的一员。”里克·瑞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