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事件”再掀史实波澜 学者称沉默有时不是金(2)

　　沉默不是金

　　名古屋事件发生后，有一条微博流传甚广：“2005年1月23日，近700人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剧场接力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犹太人名单，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名字？???大屠杀“哭墙”仅铭刻10324个名字，其中3000个源自1946年的调查档案。”

　　30万的数字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中方只能提供一万多个名字？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们最常面对的问题。张生和张宪文都略带不满地提醒说，这种提问正是日本右翼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你拿不出名字，大屠杀就不存在。

　　张生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工业化的屠杀方式，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中，有详细的名单和册子，所以容易恢复较多人名；但是当时在中国，户籍制度很不完全，何况南京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民间机构不可能进行什么调查，加上日军的屠杀方式“连德国人都嘲笑他们是中世纪的残暴，为了节省子弹，宁可用刺刀”，而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因为冷战的关系，中方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表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即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因此既没有更多地追究政治责任，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和追溯，更多具体的人就这样淹没在了历史之中。但即使如此，这三十万的数字也并非最早来自中方，而是在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本驻美外交机构的密电之中提及，这一文件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可以作为旁证的则是，当时英国记者钱塞勒向他的英国同行田伯烈提供了一篇发往伦敦的新闻报道，报道援引了上海南市难民区负责人法国人饶神父的话，“他非常肯定中国平民遇难者300000这一数字是正确的”。

　　张宪文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其实成立了好几个委员会来调查日军的暴行，“挨家挨户做了调查，明确了各种各样被日军杀害的方式，这些调查表符合口述历史的规范”，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只做了两年，到了1948年，内战进一步升级，调查就停止了，这些材料因此一直保存在档案馆中。1949年之后，大陆各种运动不断，一直到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中方才在匆忙中重启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幸存者很大部分离开了南京，加上逐步去世，现在我们能调查到的幸存者只有两三百人了，因此不可能去还原一个三十万人的名单”。

　　另外，不少人对南京市政府这次的表现感觉失望，因为在河村隆之说这些话语的现场，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抗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地说，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韩日交往或者以色列与德国之间，同样遭受了大屠杀，犹太人执著地把艾希曼绑架回以色列接受审判，而我们却在“中日友好”的大前提之下用“以德报怨”作为行为准则。石原慎太郎在这次事件中声援河村隆之，他也素来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但是中方却邀请他作为贵宾参加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礼貌到底是不是一种纵容？”

　　在掀起了这样大的波澜之后，南京出访团没有即时回国，而是随后又前往欧洲继续访问，张生在自己的微博转发了这条新闻，同时意味深长地说：“沉默，有时候不是金。” (记者 李静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