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之间“我中有你” 关系密切不乏吵嘴怄气(4)

　　风雨64载：从正常关系到特殊关系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如今特殊关系总体稳定，但谍报人员相互渗透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与风云变幻的中东乃至国际局势相比，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堪称非常稳定。有人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不沉的航空母舰”；还有人说，美国是以色列唯一能够依赖的监护者……

　　回顾美以近64年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作为两个主权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由正常关系走向特殊关系，根本上正是两国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国家利益至上，这条原则对于美以关系同样适用。

　　“战略平衡手”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冲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通过其对以政策集中体现，尽管美国对以政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反映不同的战略利益因素考虑，但是总体而言，政策的基点是确保犹太国的生存安全。

　　美国是最早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然而，不能因此证明当时美以关系的密切。事实上，在1948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圣城问题上，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曾长期意见分歧。总体上看，杜鲁门政府和随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并不密切。尤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以关系相当冷淡，常伴有摩擦发生。这样的局面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得到改观。

　　1962年12月，肯尼迪总统明确美国和以色列具有特殊关系——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成为美国对以政策的核心与基点。此后近50年来，美以关系得以持续和深化，并结成特殊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美以开始长期相互接近的时间点定格在上世纪60年代，这是由于，在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是遏制苏联的扩张，需要以色列扮演一个“战略平衡手”的角色，而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所显示出的军事能力受到美国关注。对美国来说，朋友已经变成了需要维护的盟国。

　　以色列的转向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转变为：对于地区局势的“再平衡”以及民主示范，便于美国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并从中获取利益。

　　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所说，“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有着深刻体会的以色列而言，自然将对安全的追求作为确保犹太国生存及立足于世界的根本。在这个国家的决策者看来，大国意味着权力与安全。

　　以色列建国之初，当时的大卫·本-古里安政府基于国际局势和谋求国际社会承认的考虑，并未完全投靠美国，而是在维持与美国正常关系的同时注重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友好关系，并在对外政策方面向法国倾斜，以从巴黎获得保障犹太国生存与安全的武器和军事技术。

　　然而，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使以色列的决策者真正认识到，美国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力远非英、法等西欧强国能及。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公开威胁本-古里安政府，说如果同法国和英国结盟的以色列不撤出西奈，美国就要对以色列采取严厉的政治和经济报复行动。对美国角色的重新认识，加之对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在犹太人移民、以色列问题以及反犹思潮问题上的态度强烈不满，以色列从此将对外政策的重点转向美国。

　　核情报领域常有纠纷

　　虽然美以特殊关系总体稳定，但紧张的情况却也时有发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核情报领域，谍报人员相互渗透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有媒体报道说，美方对于以色列人一直拒绝承认的核武库及核打击能力一直高度关注，而以方则希望获取美国先进的核技术为己所用。

　　1985年11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破获一起以色列间谍案，将潜入美国海军的文职情报分析师乔纳森·波拉德逮捕。据称，波拉德为以色列提供了50多万页机密文件。由于未能得到以方庇护，波拉德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波拉德”事件严重破坏了美以间的相互信任。

　　此外，美以两国在以色列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和敏感防务技术问题上多次发生纠纷。在美国的干预下，以色列政府被迫先后取消“费尔康”预警系统和“哈比”无人侦察机等至少两项对华军售协议，并被迫建立军售通报咨询机制，就具体对华军售情况征求美方意见。

　　不过时至今日，无论美以之间有多少摩擦，以色列仍无法不“仰仗”美国这棵“大树”。以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曾这样形容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在整个现代史上，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没有另一个国家从美国那里取得了生存的权利，得到了如此多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主权和繁荣就会面临崩溃。”(记者 蒋国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