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灾后重建进展缓慢 灾区满目疮痍废墟堆积如山(2)

　　增强公信力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给国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野田首相表示，日本政府将通过灾区重建实现日本再生这一历史使命。

　　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来到宫城县石卷市饭野川小学，看到了在这里借教室上课的雄胜中学的孩子们，他们为我们表演了“复兴大鼓”。孩子们身着黑色T恤，背后印着“坚强地活下去”。由于心爱的大鼓全被海啸卷走而不知所踪，孩子们只能在汽车轮胎贴上胶纸制成新的“大鼓”。鼓声有些沉闷，但孩子们的表演充满激情，表达出他们坚强的生存意志和复兴灾区的决心。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寄人篱下”，回到自己的学校，孩子们没有答案。

　　仙台市蒲町小学的学生们面临着相同的命运，该校主教学楼有2/3的部分下沉，深度达20多厘米，成为不折不扣的危楼，学生们只能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教室里上课。校长佐佐木告诉记者，将来要盖漂亮的大楼，但问及什么时候动工，佐佐木却一脸茫然。记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很多重建计划还没真正地列到议事日程上来。

　　记者还了解到，宫城县南三陆町3300户人家受灾，30多名行政人员死于海啸，制定复兴计划部门的职员仅有16人，无法做到认真听取灾民的意见。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反映出一个共同的问题：政府应对失策。在反思“3·11”大地震时，很多日本学者就对日本政府提出了严肃批评。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佐佐木毅在日本《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一年前发生的大地震给政治带来强烈一击，会促使日本政治重拾活力。然而，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发现期待的情景并没有出现。佐佐木毅认为，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完全是“意料之外”，但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应急方面存在不足。

　　在日本，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如今已民营化，同时地方分权已相当稳定，如何顺利推进灾后重建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非常事态下，政府集中掌握平时所不具备的权限并迅速应对，这是一种经典模式。日本政府完全没有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意思。总之，日本政府在处理问题时完全依赖“平时”的规则。在“平时”，地方分权是大原则。然而，日本政府有必要考虑一下是否无论何时都要坚持这一原则。日本国会还完全沉浸在“平时”的感觉里，政治问题日益凸显。相比之下，由民间负责的基础设施方面，在民间机构的努力下，新干线等得到了迅速恢复。日本公共机构问题解决速度之缓慢实在令人着急。佐佐木毅认为，很难说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一年时间进行了有效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浪费了时间这一宝贵资源。大地震一年后给人的感觉是，难题还将陆续出现。”

　　日本“3·11”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在忙着应对福岛核泄漏事故，对于灾区复兴事宜议而不决，涉及重建的财源问题更是“难产”，有的时候还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前首相菅直人被迫下台便是佐证。在很多日本民众看来，政治变动甚至推迟了灾区复兴，官僚体制导致条块分割和互相扯皮，影响了重建进程。

　　例如，向高地集体转移和城市规划由国土交通省负责，渔港的重建由水产厅负责，其他项目由总务省负责。重建开始之后，各省厅分担的责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对于大量垃圾的处理，各省厅都畏缩不前。关于清除放射性物质的工作，本来农田和森林应由农林水产省负责，道路和河流应该由国土交通省负责，但是两个省都表示分别干容易引起混乱，但谁都不愿意承担。最终没有实际执行队伍的环境省承担了瓦砾处理和清除放射性物质的工作。

　　此外，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复兴蓝图，2月10日起总指挥作用的复兴厅才宣告成立，至于在复兴厅主持下制定复兴计划，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讨论。人们担心，复兴厅和各省厅责任不明，形成二元领导，反而容易造成互相扯皮的局面。日本媒体认为，政治功能不全已严重阻碍灾区的重建复兴，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一局面还将延续下去。最新的民调显示，72%的民众认为灾后重建“没有前进”，其中东北地区民众近八成不满复兴进程。

　　为了给国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野田首相3月11日表示，日本政府将完成“通过灾区重建来实现日本再生”这一历史使命。他代表政府作出三项承诺：一、政府将全力以赴，尽早完成灾区重建，为将灾区建设成更加安全、宜居的家乡提供最大支援；二、把从大地震灾难中汲取的教训告诉后人，尽快加强全国的灾害对策；三、日本各地和海外对灾区提供了援助，不忘“互助”和“感谢”的心。

　　日本全民反思核电

　　日本政府表示，我们必须考虑能源多元化的最优方案，给民众以安全保证。

　　在“3·11”大地震发生前，日本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战略时曾把核电设施出口作为战略增长点，现在看来已化为泡影。不仅如此，日本国民开始全面反思核电，而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拖沓和迟缓也增加了民众的反感。

　　近期，日本海内外陆续公布一些官方和民间报告，无一例外将矛头指向日本政府在事故之初的种种失策和失误。日本政府刚刚公布的原子能灾害对策本部议事记录概要，显示去年3月11日夜在首相官邸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有与会者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熔毁的可能性。但日本政府不仅未采纳这一意见，还撤换了在翌日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堆芯熔毁可能性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官员。直到去年5月，日本官方才正式承认堆芯熔毁。

　　民间人士设立的“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在听取前首相菅直人等上百名核泄漏事故处理当事人的证词后，也在2月份公布的报告中直指核泄漏事故处理过程中的“人祸”因素。报告举例说，围绕是否公布SPEED I(放射性预测网络系统)测算结果，负责测算的文部科学省和有公布职权的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互相推诿，都不想承担公布的后果责任。

　　野田首相3月3日在东京告诉外国媒体记者，回顾一年前由强震和海啸触发的福岛核物质泄漏危机，“责任不在某个个人”，而“应由大家共担”。野田承认，福岛核泄漏事故缘于长期以来日本核能设施建设安睡在“安全神话”中，没有做好准备应对重大自然灾害。

　　野田承认政府“有错”，错在灾后反应迟缓，错在未能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错在过于相信“核能安全的神话”。“我得说句事后话，政府、商界和学界都已经从核能的‘安全神话’中清醒过来。”野田说，政府和运营商已从福岛核危机中汲取教训，且仍在继续汲取教训，包括灾后信息发布和快速反应等。

　　至于由谁来为这场导致数万民众放弃家园背井离乡、大量核辐射污染陆地和海洋生态的灾难承担刑事责任？野田把责任的矛头“巧妙”地由“个人”转向“大家”。“当然，依据日本法律，主要责任落在这座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身上，”野田说“但是，结果显示，政府和一些学术机构也有责任……与其谴责某一个人，我相信，责任和痛苦应当由每一个人承担，教训应当为每一个人所吸取。”

　　野田这番表述，在一些媒体看来，可能是在为东电“减负”。几天前，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披露，福岛第一核电站失控后几天，东电总裁一度有意彻底放弃这座核电站，任由事态发展。若非时任首相菅直人施压，东电真有打算弃核电站而不顾。

　　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首席科技官约阿希姆·克内贝尔认为，东京电力公司目前并未完全公布具体的科学重建、事故过程和现状评估等数据，特别是反应堆压力容器状况、剩余燃料成分、堆芯融化状况等情况目前还不完全清楚。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具本宽则批评日本政府在应对大地震引发的核电安全事故和救灾重建方面整体处理相对迟缓。对于核电设施的毁损情况、危险程度等情况，电力公司未能及时对外公布，导致信息提供不畅。此外，在日本救灾重建过程中，缺乏“特事特办”的决断，导致架设临时救灾设施、投放救济用品等进展缓慢。

　　去年3月后，日本大多数核能反应堆停转检修。现阶段，全国54座核能反应堆中只有两座还在正常运转，其余悉数停堆，且能否复运转前景不明，日本电力供应陷入紧缺困境。

　　野田认为，日本以往过度依赖核能，现在“我们必须确立中远期目标，不要依赖核电，转而寻求能源多样化”。他说：“我们必须考虑能源多元化的最优方案，给民众以安全保证。我们打算今年年中确立这套战略的方向”。

　　但放弃核能改走多样化的代价是巨大的，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当时的菅直人政权为了赢得民意采取脱核电的政策，核电机组陆续停止发电，到今年夏天全部停止运转，重新启动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从目前来看很难协调，用火力发电代替核电，每年要增加3万亿日元的燃料成本，各大电力公司严重亏损不说，今年夏天电力将不可避免遇到捉襟见肘的局面。全面节电势在必行，生产和生活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和综合研究所推算，用火力发电代替核电，最大可使日本G D P下降一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