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详解中俄珍宝岛冲突始末 驳斥核危机传言(2)

　　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谈

　　1969年入秋后，苏联的军事压力增大，引发了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的高度紧张。从当时中共中央的反应看，虽然做了最坏准备，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以常规力量进攻。

　　9月2日越南领袖胡志明去世后，中苏两国都派代表团前往吊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时提出，想在归国时“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会谈，以缓和紧张局势。为了探明苏联的底盘，毛泽东也改变了此前不同苏联谈判的态度，同意在北京接待。

　　9月11日，北京首都机场会客室内举行了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

　　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后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开动了自己全部的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他以警告的口吻询问苏联，是否有对中国打仗的意图。柯西金当即保证说，苏联没有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带有一点讽刺意味地说：“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从未在任何地方、任何文件中号召人民打仗，从未在任何地方对人民说，勒紧裤带准备打仗，相反，却一直在谈论和平。”

　　在这次机场会谈中，两国政府首脑达成了谅解，不过因中方怀疑苏方是在进行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

　　10月间，总参以林彪的名义发布了“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命令”。后来中央经调查证实，此命令系黄永胜布置、总参作战部部长阎仲川拟定，是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违规发布，而非“九一三事件”后所说的“阴谋活动”。

　　根据中央的疏散决定(有些文章和书籍将其说成是林彪的命令，这是不准确的)，首都和许多北方城市开始进行大疏散，城市居民大都要参加挖防空洞。

　　当时笔者所在的部队也进入山沟疏散。在东北边疆的冰天雪地中，我首次尝到了冻伤之苦，对那纸过火的疏散令真有切肤之痛。

　　苏联瓦解后，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谈判、在1995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曾研究了当时的历史资料，他认为：“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

　　美国媒体的核炒作

　　中苏之间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后，美国从1969年夏秋起便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缓和对华关系，包括禁止台湾当局对大陆实行军机侦察、基本取消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放宽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禁令，并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明显是想拉拢中国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对手苏联。

　　这一时期的美国媒体上，还出现了苏联欲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炒作。有报道称，苏联外交官向美国官员试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美方作出了坚决反对的答复。

　　然后对这一消息，美国和苏联的官方都未证实，所说的袭击方式也未讲清是否为核打击。

　　毛泽东主要从苏联的军事威胁角度考虑，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不过对当时美方散布的“帮助”和“保护”中国、防范苏联打击的言论十分反感。

　　碰了钉子后，美国为了进一步加深中苏裂痕，仍利用各种渠道渲染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舍甫琴科在美国叛逃后，不久出版了《同莫斯科决裂》一书，其中这样记述珍宝岛事件后的情况说：

　　“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

　　这段叙述后来被国际上不少书籍引用。不过仔细想想，如果苏共政治局真有这样的讨论，一个中级外交官的“外交部同事”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其叙述不合情理。而且，苏联档案上也无此记载。

　　对这段书的内容是否可靠，笔者在2002年曾询问原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现任俄中友协主席基塔连科，他称看到过苏共对华关系的众多档案，也问过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根本不存在此事。“这个叛徒的‘回忆’完全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

　　还有文章称：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想要对中国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这才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

　　这段叙述其实得不到当事人的证实，苏联后来出版的多勃雷宁回忆录中并无这一记载，基辛格回忆中也无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