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大国博弈更具竞争性 或影响世界政治版图

　　在国际社会已经具有稳固基础和广泛影响的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资源日渐丰富、手段日渐完备、攻防之间的回旋余地逐渐拓展，自然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因此传统和新兴两大政治势力的国际博弈将更具竞争性质

　　当普京“含泪”宣布在俄罗斯大选中获胜、美国两党候选人展开初选争夺战之时，全球大选年重头戏的帷幕已然拉开。各国政权更迭的戏码几乎年年都在上演，之所以在今年受到格外关注，除了各国大选密集进行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正当世界经济风雨飘摇、地区热点持续升温之时，多数大国将接受政治大考。在围绕大选展开的政争与民意的折冲樽俎之间，无论大选结果是新瓶旧酒、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更张，逐渐清晰的大国政策走向将勾勒出世界政治版图的未来轮廓。

　　西方国家的政治内向化和保守化加剧大国竞争

　　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退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逐渐显露无遗。调整、治理和改革几乎成为各主要大国议事日程上的优先项，因此各国大选结果无论是继续执政还是走马换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谋求重新凝聚共识、重建政治权威和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大选年的政治主旋律。对正处于结构性矛盾中的西方国家来说，危机意识导致政治内向化，民粹主义抬头则为政治保守化提供了社会土壤，内向化和保守化已成为西方在大选年的主要政治风向。这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选举政治的特征。

　　其表现之一是外交政策议题在竞选辩论中的份量有所减弱，尤其在当前内忧甚于外患之时，内政必然优先于外交。在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候选人的辩论提纲上，经济政策、医疗、移民和社会问题就优先于国防和外交政策。

　　其表现之二是向极右翼的民粹主义靠拢，“诿过于外”、转移矛盾成为预设的竞选议题和注定的结论。归纳起来，这些内向和保守的政策议题无非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强化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二是通过保护本国市场和限制移民来阻止财富外流。因此，尽管美国两党在社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通过减税以促进国内企业向外争夺国际市场、抬高国内市场准入门槛上却达成高度共识。法国总统萨科奇更提出了“在欧盟市场上只能购买欧盟制造产品”的极端主张。拿移民问题开刀更在美、法两国都成为政客们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的法宝：美国共和党的4位候选人无一例外地将移民政策作为主攻方向；萨科奇的一句“将把每年新移民人数从18万削减至10万”的空头许诺，竟然为原本民调一直落后的执政党拉抬了不少人气。

　　西方大国的政治内向化和保守化，意味着在其政策选择中内政与外交之间的某种相对平衡已被打破，对外政策服务于内政和统治阶层利益的工具色彩更加浓厚，会变得更加“自私自利”和更具进攻性。自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就在西方一再唱响的“权力向新兴国家转移”的论调，在当前选举政治的作用下会具有更为明确的政策靶向。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大选年不仅意味着要在国内重建政治权威，更希图在国际社会重塑恩威并重、舍我其谁的主宰形象。无论是西方国家在野党玩弄民意的政策攻讦，还是执政党为取悦选民而以强硬面目对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都将在大选年遭遇来自西方大国的敌意和诋毁。在国际社会已经具有稳固基础和广泛影响的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资源日渐丰富、手段日渐完备、攻防之间的回旋余地逐渐拓展，自然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因此传统和新兴两大政治势力的国际博弈将更具竞争性质。

　　地缘政治中的“冷战”幽灵并未重现

　　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来看，围绕大选年的政争其实早在各国中期(地方)选举后就拉开了帷幕。各党会根据这一前哨战的选情和舆情来制定自己的大选纲领并调整现行政策。在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纠结而难以解套的情况下，西方大国政府都将对外政策调整当作为大选预热和试水的领域。例如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问题、中美关系等重要政策领域逐渐从维持软硬两手平衡的策略向强硬施压调整；法国充当了干预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急先锋，也基本上是萨科奇出于塑造自身“英雄”形象、拉抬选情的政治考虑。这种情形符合西方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在西方力量如日中天的过往历史中屡试不爽。但在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的今天，西方国家在选举冲动下的祸水外引策略正遭遇顽强抵抗。其结果是在大选年来临之际，人们发现世界的两大核心区域——中东和亚太——似乎正在酝酿着对抗和危机，而传统和新兴两大力量似乎正在集结成群、摆开了捉对厮杀的架势。

　　因天赋能源而获得优越战略地位却又因之命运多舛的中东地区，不幸再次成为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试验田。但在西方假“民主化”之名试图对中东进行“改造”的政策遭遇以中俄为首的新兴力量抵抗之后，这一地区隐然成为了大国角力的战场。对叙利亚和伊朗开战始终是西方国家的政策选项，但中俄不仅联手在外交上阻击西方，在该地区有着切身利益的俄罗斯更在强人普京回归之后强力介入，不惜在战略上对西方做出强硬姿态。

　　和中东地区剑拔弩张的态势不同，亚太地区的大国争斗是太极高手过招般的暗流涌动。美国先是搅浑南海，进而与在该地区的盟国相唱和，对中国设围。在进入大选年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更已有过两次越俎代庖的不合常规之举。一是亲自到五角大楼高调宣示美国“重返亚太”的所谓新安全战略，二是在白宫宣称要与欧洲和日本联手就中国“限制”稀土贸易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一国总统却干起了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的活儿，显见作为新兴力量代表的中国在旧式霸主心目中的分量和引发的焦虑。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否认这些举动与大选“无关”，但奥巴马借此向共和党的鹰派政策靠拢的意图昭然若揭。

　　西方大国显然有借意识形态和安全联盟来巩固主导地位、阻止权力“转移”的考虑，但如果将西方与中俄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分歧简单地解读为“冷战格局重现”，进而要求中俄“结盟”以抗西方，就显然是误读形势了。西方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而长期的战略对峙劳民伤财，不利于其经济复苏。尽管现在美国对伊朗逐渐强硬，但它也不得不考虑采取军事手段的代价和后果，眼前的油价高涨就已经让美国伤透了脑筋。美国重返亚太，其目的也更多的是利用安全架构为它经营亚洲市场铺路。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已然形成，即便是说过狠话的候选人们也得生活在其中，很难想象如果西方逆潮流而动将会给自身和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应当居安思危，但不必风声鹤唳。

　　主导权之争刚刚开场

　　关注大选年，是因为它将预示着今后数年间各大国的政策方向和政治互动方式。大选年给两大力量博弈带来的也许不是公开的较量，但一定是主导权之争的开场。首先是发展模式之争。下届西方政府担负着“复兴”西方资本主义的重任，在新自由主义声名狼藉之后，西方国家需要通过改革自身来说服世界重新将其作为发展榜样。而新兴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未定型，而且也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压力，因此双方之间仍有一搏。

　　其次是议题设置和主导权之争。西方的另一强项是通过设置国际议程来“规划”世界、“规范”他国。尽管在经济危机冲击下，西方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和安全体系大受质疑，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新兴力量还拿不出更具普适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时，对于国际体系主导权的竞争还将持续。因此，以大选年为起点，传统与新兴两大力量在主导权等软实力上的竞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崔洪建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