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日本政局并未稳定 经济模式进入历史拐点

　　日前发布的《日本发展报告(2012)》分析认为，日本政局并未因复合型灾害的发生而得以稳定，政党政治结构性问题对国家发展和危机处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另外，2011年的经济指标预示日本灾后重建中的经济增长存在变数。

　　该报告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推出，聚焦于“东日本大地震：日本如何超越国难”，对2011年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做了回顾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发展做了展望。

　　日本政治在低水平徘徊的状态还将继续

　　报告认为，在政党政治远离民主政治初衷且越来越以获取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的政治结构下，朝野政党之间即便是国难当头仍难以达成共识，救灾统一战线亦难以形成。灾难发生后，时任首相的菅直人曾向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提议“大联合”组阁，以应对救灾，但在当今的日本政党政治结构下，这个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在野自民党的拒绝。前所未有的复合型灾害的发生，使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经受严峻考验。虽然日本在抗震救灾方面经验丰富且各职能机构人员大多训练有素，但是当“预想外”危机远超出按部就班的“平常时”和“平常事”时，却暴露出回避责任的作风和决策程序的低效等问题。菅直人因遭到指挥不得力、协调不到位的指责而被迫辞职。民主党政权在执政满两年时推出了第三任首相，日本再次延续一年一换首相的政治局面。

　　报告提醒，由于首相的更迭并不能使政治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日本政治在低水平徘徊的状态还将继续。此刻的政治重组动向特别值得注意。在2011年，日本长期动荡的政局即便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也未有丝毫改善，民众对传统政党及其政治博弈极为失望与厌烦，而民众的失意为新兴政党、地方性政党以及新型政治留出了成长的空间，政治改革的风潮和极端主义的风潮都有可能在这个时期出现。

　　日本经济模式进入历史拐点

　　报告指出，受大地震的影响，日本经济在2011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随着工矿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突发性电力短缺的逐步缓解，第三季度出现明显的V形增长，但受欧债危机、日元升值和泰国大洪水的影响，第四季度的复苏速度放缓。根据民间机构、日本央行和政府的预测，2012年将会出现1.9%至2.2%的增长。根据日本内阁府2012年3月8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1-12月日本实际GDP增长-0.7%，其中民间需求、公共需求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0.2%、0.3%和-0.8%。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日本贸易收支时隔31年出现1.61万亿日元赤字，为1980年财务省开始贸易统计以来首次赤字。在经常项目收支中，由于日本企业在新兴国家营业利润和利息收入的增加，投资收益所得比上年攀升19.9%，达到14.30万亿日元，使得2011年日本经常收支保持9.63万亿日元的盈余，但规模比上年减少43.9%，为1985年以来最大降幅。

　　报告分析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战后走过的日本特色的立国之路已经接近尽头，日本经济模式进入历史拐点，而导致这个变化的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新兴国家的崛起。相对于亚洲新兴国家，日本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的法人税、日元升值和能源成本上升等因素，使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导致日本产业加速向海外转移。有学者预测，2012年日本经济虽然会实现2%左右的增长，但由于通货紧缩仍将持续，因此灾后重建的增长不会持久，况且以建筑和土木工程为主的灾后重建项目并非灾区期待的就业类型，也非灾区想着力打造的产业结构。此外，欧债危机仍将带来经济下行风险。

　　日本外交安全战略加速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

　　报告称，日本外交安全战略方向的确立，也是民主党对执政两年多来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反思与总结。2009年因政权更迭而引发的“日美安保论争”以及民主党前两任首相在对美关系上表现出的调整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这个过程也反映了美国对日本深入的政治渗透与控制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在2011年，日本政界主流以及民主党内部多数派在外交安全战略上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不仅承袭了自民党的政治外交政策观念，也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更具进取性和灵活性。自称为“泥鳅”性格的野田佳彦，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解释为“中庸政治”，即“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解决问题”，“将左与右结合起来，实现左右脚的两足行走”。

　　报告指出，日本在强调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构建日本外交的同时，谋求最大限度地在同盟框架下发展自己，这意味着日本的外交安全战略将加速从自民党时代传统的“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走向“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美国糟糕的财政状况将逐渐给同盟中的日本带来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同盟作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特点也会更加突出。2011年日本在区域内的外交安全活动带有明显的进取性和主体性，包括与韩国商签《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及《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与菲律宾、越南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与东盟在海上交通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决定购买42架F-35隐形战机，放宽对武器出口的限制等一系列抢眼的动作。不能否认其中隐含着获取战略纵深、扩大战略影响、强化自主防卫力量的战略性目的。(李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