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举步维艰 美元战略攻击性增强(2)

　　加剧全球系统性风险

　　“本世纪初，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采取‘轻货币’政策，向美经济强力‘灌水’，虽暂时掩盖新经济泡沫的负面影响，却吹起规模和破坏力更大的次贷泡沫，最终引发美欧金融海啸。”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研究员黄莺认为，本次危机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然是“灌水”，而且变本加厉，加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国际大宗商品和全球资本市场普遍出现价格泡沫。黄莺解读说，2008年7月至12月底，国际能源、粮食、金属和矿物三大价格指数均从高峰跌落谷底。随着美联储完成前述大量秘密注资，2009年以来，美元流动性由不足转为泛滥，三大指数全面回升。

　　其中，纽约WTI原油价格从每桶不足40美元重新站上100美元以上高位(危机前最高为147美元)，升值幅度达150%。世界银行编制的粮食、金属和矿物价格指数在2011年初甚至一度涨逾危机前峰值，反弹幅度分别达到100%和接近200%。之后虽略有下降，但目前仍在高位运行。

　　通货膨胀和过度投机打击全球实体经济，遏制新兴市场增长势头。在黄莺看来，美国明暗两手量化宽松，导致发达国家出现虚热实冷的“双轨分化”，“危机后一度与发达经济体脱钩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显现疲弱之相。”一方面，国际商品价格高涨导致输入性通胀，不断侵蚀新兴市场内需增长、投资活力和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未来一旦国际资本流向逆转、融资成本飙升，新兴市场可能因银行资产质量急剧恶化、信贷紧缩陷入经济衰退，或成新的危机爆发源。

　　虚拟经济再度膨胀，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顽疾”持续恶化。“危机后全球金融风险大增，汇率、利率、股价等基础性金融价格频繁波动，华尔街的投机金融死灰复燃。”黄莺举例说，201l年6月底，危机中饱受诟病、危机后仍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场外衍生品交易量竟回升至708万亿美元，超过危机前峰值673万亿美元。

　　也由此，“主要从价格波动中受益的交易与投行业务再现繁荣，美国六大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富国银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迅速扭亏为盈。”她说，截至2011年三季度，六大银行总资产较危机前增加39%，至9.5万亿美元，“与美国贷款需求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和贫困现象恶化形成鲜明对比。”

　　脱困政策仍是转嫁危机

　　王在邦说，二战以来，美国三度出现大规模外部经济失衡，“前两次先后成功逼迫德日两大顺差国货币升值，实现危机调整成本外化。本次危机爆发后，试图逼迫人民币就范的意图明显。”他从明暗两方面分析了其中的操作方式：

　　明里，美国政府制造国际舆论，混淆事实，指责人民币低估为危机根源，并利用国内立法、双边谈判、多边场合、IMF和WTO等国际组织等对中国持续加压；暗里，从三个领域，试图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暗中牟利。

　　其一，通过输入性通胀，逼迫货币政策紧缩，推动人民币单边持续升值，削弱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王在邦解释说，针对中国制造业大国特征，利用国际市场美元定价机制，推升大宗商品价格，强行输入通胀，迫使我国货币管理部门紧缩与货币升值。“我国是国际大宗商品主要购买者，且国内企业消化价格上涨能力较弱。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CPI)和中国消费价格指数三者走势高度重合。”他说。

　　黄莺进一步分析称，“输入性通胀加剧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并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助推的需求引致性通胀及我国固有的结构性通胀互相强化，致我国通胀形势异常复杂。同时，为缓和通胀压力，中国货币当局不得不紧缩货币、提高利率，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势头。”

　　其二，有较明显意图利用资本项目开放在中国市场制造资产泡沫，最终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的金融安全。按照黄莺的观察，近年来，美国一直大力施压中国政府更大程度开放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同时，受之鼓励，大量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合法非法手段入境，参与股市、房市投机，破坏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

　　其三，囤资香港离岸市场，投机人民币汇率。黄莺举例说，近年来，国际金融投机力量进驻香港，伺机牟利，“2011年下半年以来，香港数度爆发做空人民币的投机浪潮，与国际评级机构唱衰中国言论遥相呼应。”

　　因此，王在邦的判断是，“借竞争性货币贬值转嫁危机，仍是美欧脱困政策选项。”

　　他解释说，受“高成本、高债务、高福利”和“低增长、低就业、低消费”等因素拖累，未来5～10年美欧经济或将陷入持续低迷甚至衰退，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削减赤字-降低国债”的良性循环，“将更多倚重滥发货币，实现转嫁危机与稀释债务的双重目标。”

　　比如，2011年底和今年初，欧洲央行已正式效法美联储，大搞“量化宽松”，通过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向欧洲银行体系注入超过1万亿欧元的长期流动性。法国兴业银行、美国美林银行等机构则预测，美联储或将在今夏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全球经济可能进入高通胀、高风险、高动荡期。

　　切实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我国是国际大宗商品主要买家和美欧债务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西方带有攻击性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构成多重威胁。”王在邦提醒说，中国货币管理当局要高度警惕、积极应战，“坚决维护我国汇率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核心利益。”为此，他建议：

　　首先，主动抓住话语权，积极引导国际舆论。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角度，揭露美国竞争性货币贬值政策的图谋、手法与危害，美联储以不正当手法补贴美银行体系、以非市场手段强化美国金融业竞争力的暗箱操作；揭露华尔街投机势力持续制造全球价格动荡的恶劣影响；揭露美国政府助长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利用美元霸权向全球转嫁危机的巨大危害。

　　其次，推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改革。国际大宗商品供给者和最终需求者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但价格形成机制却长期被美元套牢。美国利用大宗商品定价传导机制人为制造通胀的做法表明，以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垄断集团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和以新兴大国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间的激烈竞争，是当前国际经济的主要矛盾。我国应联合其他新兴市场和法德等发达国家，利用G20、WTO和贸发会议等国际多边组织，持续探讨和推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改革。

　　其三，稳定币值，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对外须破除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扩大双向浮动空间。对内稳定价格水平，包括主要依赖非货币手段刺激经济；确定消费价格的合理上涨目标；吸取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泡沫教训，将资产价格纳入物价监管体系；加大热钱监管力度，严防游资入境扰乱国内资产市场和银行体系。

　　其四，继续加固银行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美联储用非常手段和政府资源加大支持美国六大银行，显示其高度重视维护金融核心竞争力，也可见其在国际上大力倡导的所谓金融业高度开放、高度透明、充分竞争、有序退出等理念的虚伪性。目前，我国银行体系宜从速清理各种资产风险，加强金融信息保护，制定紧急状况预案。

　　其五，反思调整现行人民币国际化模式，走“跨国投资+对外援助”之路。上世纪的80～90年代，日元循“离岸市场+贸易本币结算+资本项目开放”的国际化道路，结果投机盛行、资产价格暴涨暴跌，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

　　王在邦指出，应吸取日本教训，借鉴英美经验，大力推动对外投资和援助使用人民币，“这样既可构筑以我为中心的产业布局和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资金循环，逐渐降低因过度依赖美元形成的巨大汇率风险，又可培育海外基于实体经济联系的人民币需求，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最后，王在邦特别指出，当今世界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不振，但金融实力雄厚。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旺盛，但财富积累有限。利用货币的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等职能，凭借自身金融优势进行竞争，必是发达国家的不二选择，而且这种较量短期内也难以消停，中国等新兴制造业大国必须有与发达国家长期周旋的思想准备。 (王健君 尚前名 实习生牟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