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析欧洲一体化道路变窄原因 称面临三大困境

　　引言

　　希腊6月17日的大选被视为一次是否留在欧元区的全民公决。希腊人民选择了理性，悬在欧元区上空的利剑暂时收入鞘中。但是，欧盟和欧元的困境并未缓解。

　　曾几何时，欧洲国家热衷于世界性的问题，如今欧洲的未来成为世界担忧的问题；曾几何时，倡导全球治理的欧盟，如今却为全球所治理。

　　这种态势的转化究竟是欧洲一体化的问题，还是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在欧洲的折射？如何客观全面看清欧盟的困境，探寻其出路？欧盟的前途是否局限于一体化，陷入“不在一体化中爆发，就在一体化中灭亡”的悖论之中？

　　先发困境——“榜样帝国”没有追随者

　　欧债危机以及更早的华尔街金融海啸所昭示的西方颓势，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绝非历史的偶然。希腊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引发巨额债务负担，折射的是过度扩张的海洋文明引发的制度危机。欧元及欧盟的机制设计，不仅无法挽救由希腊债务问题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反而让危机不断累积蔓延，迟迟得不到解决。这充分证明，现代文明的创新难以挽回西方传统文明的窘境。

　　欧债危机与其说是一次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一次政治危机。这种三分经济七分政治的广泛危机折射出欧盟面临的多重困境：

　　孤独的探索者最终成为虚伪的殉道者，这是欧洲先发困境的鲜明写照。作为世界唯一自我定位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欧盟成为后现代孤独的探索者。然而，世界并非线性进化式发展，欧盟超越了多数地区的发展阶段，其“榜样帝国”无法赢得追随者，反而面临前有狼——美国，后有虎——新兴国家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欧盟既想得利，又想得道，硬实力却支撑不起软实力，结果成为虚伪的殉道者。眼下世界上唯一的超主权货币——欧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成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第一个殉道者。

　　一体化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比较优势，在新兴国家参与开放式全球化竞争的情形下，一体化反而成为欧盟的劣势。因为新兴国家既可以通过地区一体化，也可以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对冲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影响。欧盟不得不加入一体化的竞争当中，而非引领地区一体化发展。东盟以其文化包容性，将秘书处设在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在这方面已超越了欧盟无法吸纳土耳其文明的困境。

　　及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欧元区以其财政政策未统一的情形下率先统一货币政策的先发优势，反而深尝危机之苦，迄今不能自拔。欧元危机表明，欧盟金融一体化操之过急，脱离了欧洲现实。

　　合法性困境——国家认同超欧盟认同

　　欧盟这个人造组织，自始至终遭遇合法性困境。

　　第一是认同困境。欧盟存在地方认同大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又大于欧盟认同现象，体现出强社会、弱国家、虚欧盟的色彩。彭博新闻专栏作家马克·欧文撰文，认为欧债危机早在60年前就已经种下苦果。战后欧洲历史重演了一出悲剧，危机又在分裂欧洲，而多年来欧洲一体化努力就是希望消除这种分裂。欧洲一体化的思想似乎成为一个笑话。欧盟很不幸，危机发生时，民族认同日渐消失，而欧盟认同感尚未完全建立。欧盟中的各国，跋扈的德国人，懒惰的意大利人，傲慢的英国人和空想的法国人，真的愿意成为一个国家吗？其情形正如一百多年前俾斯麦的断言——根本没有欧洲这回事？日前发布的皮尤公司调查报告“欧洲认同岌岌可危”显示，自2007年以来各国欧盟支持率都在下降。捷克和西班牙下降了20个点，意大利下降了19个点，波兰下降了14个点。如今，只有28%的捷克人、30%的英国人、43%的希腊人认同做为欧盟成员国给他们国家带来好处。

　　第二是诚信困境。欧盟对外谈判中，好处由成员国拿而麻烦留给欧盟机构，造成了欧盟的诚信赤字。成员国认为欧盟服务成员国是应该的，有麻烦指责欧盟也就自然了。欧盟应对欧债危机乏力，质疑布鲁塞尔的声音更厉害了。就拿福利制度来讲，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劳动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既造成债务危机，也造就了约占人口10%的懒汉，移民冲突与极右势力崛起又加剧社会危机，这种制度非改不可。然而，欧洲陷入“谁改革福利制度谁下台，不改革又加深债务危机”的两难境地。与欧洲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青年人失业、城市规划、卫生、节能、运输和老龄化等，都是雄心勃勃的欧盟“里斯本战略”的组成部分，但很快遭到各国国内政治的绑架。2000年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欧洲建设成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已是贻笑大方的了。

　　第三是程序困境。布鲁塞尔有27个欧盟成员国常驻团，300多名成员国地区代表，5000名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游说者，其决策常常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中玩妥协的游戏。再加上任期所限，欧盟领导人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政治运行流于形式。在各种机构、势力和舆论的监督下，欧盟机构思考的是应该“做什么”——基于政治正确的程序，而不是“如何做”——基于结果。这是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的体制根源。

　　欧洲困境——陷入民粹主义陷阱

　　欧盟是一支上升的力量，却不幸位于衰落的欧洲大陆上，这就是欧盟的欧洲困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历史上无数次战乱的折腾，欧洲大陆在世界上颓势日显。为汲取历史教训，欧洲极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又陷入矫枉过正的怪圈，陷入民粹主义陷阱。欧洲一体化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均衡化发展，却带来福利趋同效应，在各国、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情形下，形成了北部为南部买单的局面。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平衡效应，欧洲未能幸免。

　　目前的欧盟困境是，单一市场要求以一个声音说话，如今连单一目标都难以企及。失去方向感和发展目标的欧盟，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情势下，更担心“被边缘化，成为欧亚大陆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西部半岛”。

　　400多年前，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欣在金融货币领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实际价值不同的金属货币被赋予同等法偿能力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往往被收藏；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后人将这一发现称之为“格雷欣效应”，亦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该规律形象地表明了个人理性思考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博弈，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优势者被迫退出市场，或自动放弃优良法则。这一规律在其他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也有不少表现。比如，在缺乏完善经济约束机制的市场经济中，假冒伪劣商品向正牌商品、合格商品发起挑战甚至迫使它们退出市场等，都是“格雷欣效应”的具体体现，而其危害性不言自明。

　　落后拖累先进，先发优势变为先发困境的情形与经济规律中劣币驱逐良币如出一辙。

　　欧洲困境可以用以下几句中国古话来概括。

　　“福兮祸所倚”。欧盟工于技巧，不断完善制度设计，殊不知越完善就越难普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化多样性。欧盟有27个成员国，23种语言，这一方面是其创新的源泉——无论供给还是需求，都需要一个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社会，另一方面却带来“合一为众”的马赛克效应。近年来，随着穆斯林移民大幅增加，欧洲的多元性造成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默克尔、卡梅伦先后断言，“建立多元社会的努力失败了”。欧盟之父让·莫内也曾感慨——“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的确，与美国相比，欧洲一体化缺乏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未能做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合众为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盟的发展目标，在全球定位与地区定位、理想地位与现实目标、过去辉煌与未来约束间徘徊。欧洲民众视和平与繁荣为当然之事，享受高福利却反对全球化。欧洲本来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却仍执着于规范性权力定位，缺乏罗马帝国的尚武精神和进取心。希腊的竞争力排世界第96位，而其福利水准排在世界的第3位，是典型例证。

　　“此一时，彼一时”。欧洲地区一体化本是对全球化的替代，现在却面临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开放式全球化所挤压，而欧盟机制作为妥协的产物，无法适应世界的变化。欧盟曾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革命性力量，如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的领头羊，实乃此一时，彼一时也。(王义桅 作者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欧学术连线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