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巴沙尔倒台后叙利亚战争或变得更激烈(2)

资料图：1975年，萨达特任命穆巴拉克为埃及副总统。

　　在叙利亚冲突各派中，各方对民主价值观的承诺以及与西方利益的协调，以最乐观的态度来看，也是没有经受考验的。“基地”组织现在也参与了进来，实际上是站在了美国被要求加入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面临的抉择并非“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果之间的抉择，而是在两种矛盾的不完美之间的选择，即战略考量与国家治理考量。我们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打破阿萨德家族与伊朗的联盟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但我们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拯救生命是一种道义目标，但我们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是无法实现的。自从阿拉伯起义爆发，已经有四个政府倒台，还有几个政府受到严重考验。美国觉得有义务回应并偶尔参与其中，但是在有关方向的基本问题上美国一直没有作出回答：我们想过该地区出现什么样的战略平衡符合我们的利益以及全球利益吗？想过用什么手段实现吗？如何掌握经济援助问题，经济援助即便不是唯一的手段，恐怕也是影响这场演变最好的手段了。

　　美国能够也应当参与这次走向基于社会宽容和个人权利的社会的长征。但是，绝不能通过把每场战争都完全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方式来这样做。我们还必须把我们的行动纳入美国战略利益的框架内，由战略利益决定我们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性质。走向采纳参与式治理和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需要我们具备经历中间阶段的坚忍。

　　还需要心向中东新秩序的各方认识到，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将由他们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兼容程度来衡量。为此，我们现在视为不可调和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必须得到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