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出尔反尔 失信国际社会(2)

　　1996年后日方态度骤然变化

　　然而，自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日本外务省态度骤然变化，不再承认与中方曾经形成过默契，为此中国外交当局与之展开了多次外交交涉。1996年7月30日，中国副外长唐家璇会见日本驻华大使佐藤嘉恭时强调，钓鱼岛及其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这一问题，中日曾在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友好和平条约之际，一致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同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马尼拉会晤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时，重申我国对钓鱼岛的原则立场，指出该问题并非新问题，过去就长期存在。他说，早在为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会谈过程中，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同意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实践证明，这一高度政治决断和重要共识对两国关系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如果说外交史料仅仅是对两国关系的书面记述，人们还完全可以从双方应对钓鱼岛问题的实际举措中，得出两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的结论。

　　中国一贯主张钓鱼岛问题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日本方面为了不使该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大的障碍，几十年中一直在管束和制约登岛的右翼分子，甚至是某些国会议员的登岛行动。比如对多次侵犯中国主权登岛建立标识的“日本青年社”，警方不仅对其实施某种形式的监控，当其在钓鱼岛争议中扬言要杀害中国人时，1996年10月日本警方还搜查过其总部，并逮捕了该组织顾问长谷川正男。再有，日本海上保安厅对管控“尖阁列岛”的出动原则中明确规定，需在日本右翼分子出港前对其所乘船只做例行检查，若船上搭载有永久性建筑材料，据海上保安厅的法律条例禁止起航，即使未搭载违禁建筑材料也应劝其放弃在未获政府批准情况下驶往钓鱼岛。而且，右翼分子驶离钓鱼岛后，海上保安厅要上岛进行检查、核查。最近，数名日本国会议员借悼念二战死者之名登上钓鱼岛之后，日本警方对其进行传唤和询问这一事实，也同样说明了日本政府及下属职能部门，内心深处完全清楚“尖阁列岛”是一块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是非之地。

　　出尔反尔失信于国际社会

　　日本社会中许多贤达人士也意识到，日本政府死抱着不承认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不明智的做法。最近一个时期，日本自1996年来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这种政府见解，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务省退役高官、知名专家和学者的质疑和诟病。

　　原外务省情报局长孙崎享认为，应认识到“尖阁列岛”不是固有领土而是有争议的岛屿政治家与国民都应该冷静思考搁置争议的益处。

　　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指出，为了与中国对立而建立的日美关系是最糟糕的外交脚本，应围绕“尖阁列岛”问题展开对话。

　　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管理共同开发的主张。

　　关西学院大学教授丰下楢彦认为，日本不要固执于固有领土论，应立即与中国、中国台湾展开协商。

　　日本原石油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猪俣明俊建议，应搁置争议，与中国共同开展高成本且高风险的海上石油调查，政治家应做的是改善两国关系，而不是一味热衷于赚取国内政治人气。

　　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松永正义进一步指出，鉴于双方实际情况，既然现在谈不拢，应该让这个问题暂时沉寂下来，当下把“尖阁”搞成问题看上去好像符合国家利益，实际上是日本在选择国家方向上的一步错棋。

　　上述精英们的见解，显然并非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言论，但是人们不难看出，这些指向不承认争议的批评，大多是在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的建言和忠告，似乎也在提醒日本政府，面对客观存在的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采取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于事无补，而那些试图在存在争议的基础上通过对该岛实施物权转移来洗岛，在国有化名义下实现窃占，不仅会使中日关系陷入危险境地，对于日本国家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来说，也同样是危险和灾难性的。

　　无数事实都说明，日本要发展要自强，找回自尊，一个基本前提是取信于国际社会和它的周边国家，而不是在外交过程中出尔反尔，因为丧失国际信誉的外交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