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浪潮冲击美国中东政策 或影响其重返亚洲

　　一部有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所引起的反美浪潮，目前已波及利比亚、突尼斯、埃及、也门、苏丹、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规模和影响之大，堪比1979年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事件和1989年的“拉什迪事件”。但事件扩散的速度，又远远比前两起事件快得多。在一系列反美抗议和暴力冲突的背后，不仅显现了全球化背景下新传媒的威力，国际极端组织的身影也时隐时现。总体来看，这起反美浪潮将产生以下影响。

　　部分颠覆奥巴马对全球威胁的判断

　　首先，将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这一轮反美浪潮部分颠覆了奥巴马对美国所面临的全球威胁的判断，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奥巴马本来认为，从伊拉克撤军以后，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但利比亚等国发生的反美浪潮，部分表明奥巴马当局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判断有所误差，美国甚至必须在某种形式上“重返中东”。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利比亚、也门等国，无人机开始在利比亚等国上空巡逻。这意味着美国将被迫更加深入地介入到中东国家的内部事务之中。

　　这轮反美浪潮也影响了奥巴马的中东战略设计。为了表明自己与前任之间的差异，奥巴马减少了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试图以“巧实力”来实现和增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具体来说，美国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民主”进程、扶持反对派、施加外交压力等软实力手段，与小规模军事介入这一硬实力手段相结合，来迫使或诱使中东格局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此战略设计下，当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发生政局动荡时，美国经过短暂观望后，迅速采取支持反对派的政策。这次在利比亚被打死的美国大使史蒂文斯，就曾担任过美国与利比亚反对派之间的联络员。美国让他来当大使，本来是想借其与反对派结下的“情谊”，来促进美国与利比亚新政权之间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政权更迭后的中东国家更加反美，美国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中东战略。

　　其次，反美浪潮将影响美国对所谓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判断。美国本来认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将是一个更加爱好和平、更加亲美的国家。然而，当史蒂文斯被极端分子杀害以后，美国各界不仅大吃一惊，更多是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美国帮助“解放”的国家，如此仇恨美国？事实上，引发中东政局动荡的各国反对派成分复杂，既有一直对现政权不满的反对者，还有各种伊斯兰极端组织。这些人在推翻前政权时是一致的，但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则各有见解。

　　警惕伊斯兰极端势力趁机扩大影响

　　伊斯兰极端势力本来就是中东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尽快推翻反美政权的考虑，无视或忽视这些风险，反而大力武装各反对派。最早攻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部队，就是由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领导人贝尔·哈吉率领的。此人几年前还曾被美国情报部门以恐怖嫌疑犯的身份关入监牢，并移交给卡扎菲政权。但因为反对卡扎菲，去年又以“反对卡扎菲的自由战士”身份受到美国的青睐。

　　更不容忽视的是，在这次中东大变局中倒下的国家都是共和国。不管这些国家是否真正实现共和的政治目标，至少是一些世俗国家。这些国家经历过君主专制，也经历过共和专制。现在，政权再次更迭后，潜伏多年的伊斯兰势力借变革“东风”强势反弹，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现在这股反美浪潮将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更大的空间。美国本来认为，中东国家的政局变动可以帮助美国减轻恐怖主义的两大根源：第一，通过支持各国反对派，美国可以改善与中东民众的关系，诱使中东民众从对巴以冲突等问题的关注，转向对民主、人权等国内政治问题的关心，从而减少反美主义的土壤；第二，可以使中东民众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减少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存基础。但现在的反美浪潮表明，美国不仅没有削弱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土壤，也没有减少中东民众对美国的仇恨情绪，反而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全球动员的机会，这种趋势应该警惕。(张家栋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