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谈西方如何限制言论自由 私人审查力度更大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14日文章】题:乖乖闭嘴:西方世界是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作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利益法教授乔纳森·特利)
西方的言论自由正在死去。尽管大多数人仍然享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对于那些持有争议的社会、政治或宗教观点的人来说,这一昔日近乎无上的权利已经变得界定模糊,也不那么可靠了。言论自由的衰落并非源于某一次打击,而是源于成千上万次无关痛痒的例外,这些善意的例外原本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
言论的反应日益受重视
现代社会不再能够容忍的事情似乎恰恰是不能容忍其他看法。
当然,言论自由往往等同于惹恼他人——挑战社会禁忌或政治价值观。
这一点在最近表露无余:华盛顿和纽约的法院裁定,地铁管理部门不能预先阻止或推迟刊登如下引发争议的广告。广告词是这样写的:“在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战争中,无论何时都支持文明人。支持以色列。打败圣战。”
虽然美国地区法院法官罗斯玛丽·科利尔说,政府不能仅以这则广告可能引起一些地铁乘客不满就下禁令,但上述裁决导致人们呼吁对这类言论颁布新的限制措施。为此,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全体一致通过一项新规定,禁止发布该署认为有可能“刺激”他人或导致某些人“直接妨碍治安”的任何信息。
这类做法的重点不在言论权利上,而在言论可能引发的反应上——这是西方对言论自由看法的根本转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的一句话被很多人曲解。他说,言论自由并不是给你在一家坐满人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而事实上并没有着火)的权利。现在,这句话被用来打断某人发表的或许会激发少数人暴力倾向的讲话。全社会被视为一个坐满人的剧院,而谈论某些话题现在就类似于喊“着火了”。
四种言论正在受限制
新规定正在迫使人们达到可接受言论的最低标准,这些规定通常针对如下四种言论。
亵渎宗教信仰的言论
这是自由言论面临的最古老威胁,但它在21世纪有某种卷土重来之势。
一些西方国家有一些由来已久的反亵渎宗教法。
以爱尔兰为例,该国在2009年判定“出版或表达亵渎宗教言论”(且这种言论被认为“对一些宗教视若神明的事物极具攻击性或侮辱性”)的做法有罪。
西方政府似乎在传达如下信息,即言论自由权不会保护你。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YouTube网站上传反伊斯兰教影片的电影制片人纳库拉·贝兹利·纳库拉上个月因涉嫌违反缓刑规定而被加利福尼亚警方逮捕。
就连奥巴马内阁也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制定了限制某些反宗教言论的国际标准。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盛赞这一决议揭示了言论自由的“真正本质”,并且认识到了“言论自由有时被滥用”(用来羞辱宗教)。
仇恨的言论
在美国,仇恨的言论按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反仇恨的言论法通常将仇恨的言论重新界定为犯罪行为。在2003年,最高法院受理了一名弗吉尼亚三K党员因在私人土地上焚烧十字架一事而被定罪一案。最高法院表示,只要政府能够证明这种行为“旨在恐吓”他人,就能处以刑罚。这种措辞差别毫无意义,因为该州只需引证三K党符号的骇人历史就可以了。
其他西方国家则历来禁止仇恨的言论。
歧视性言论
或许对言论限制发展最快的领域是反歧视法。
许多西方国家都将此类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被视为侮辱或贬低任何组织、种族或性别的公开言论。
比如在去年一起广受关注的案件中,法国一家法院裁定时装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在巴黎的一家酒吧发表歧视言论——加利亚诺在与一对男女对骂时使用了男性至上主义和反犹字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一些宗教组织在推动制定反亵渎宗教法,但信教的个人越来越多地因批评同性恋和其他群体的言论而受到反歧视法的处罚。
欺骗性言论
我们总是起诉那些骗钱或是骗取其他利益的人,但有人说,政府可以宣布任何欺诈行为都是非法的,而不管说谎者是否获得经济好处。
一个例子就是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签署的《反军事荣誉窃取法案》。该法判定任何谎称自己得到过军队表彰的人违法。最高法院今年推翻了该法案,但众议院随后推出新的立法,根据该法案,以获取任何未明确定义的“有形利益”为目的的欺诈行为都是违法的。
这样做的危险显而易见。很久以来,政府官员都把揭发者、记者和批评人士形容为有意歪曲他们的言行的“说谎者”。如果政府可以定义什么是谎言,那它也能定义什么是真相。
沉默,以宽容的名义
一些力度更大的私人审查制度使政府对言论自由限制的影响进一步放大。例如,大多数新闻机构都停止发表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尽管它们似乎对其他宗教人物的漫画没有顾忌。耶鲁大学出版社提供了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它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讲述有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嫌疑的丹麦漫画的书籍,书名叫《震惊世界的卡通)——但是书中没有—幅上述漫画作品,以免冒犯任何人。
奠定西方文明基石的最根本权利正日益被视为讨嫌的东西,甚至是一种威胁。不管言论被视为煽动性的、仇恨的、歧视性的、抑或仅仅是错误的,社会都在以宽容的名义否认言论自由权利,通过无条件的审查强迫人们互相尊重。
就像出了问题的婚姻一样,西方对言论自由的浓情蜜意正与日俱减。既然没法摆脱这一根本权利,我们只能被迫保持尴尬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