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中国减排需量力而行 发达国家应担起重任

　　多哈大会进入第3天，“德班平台”成为主要谈判内容之一。目前，中国和印度围绕这一平台的组织工作分别提交了提案。中印提案表述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强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

　　昨日，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右图)在多哈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他强调，中国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减排责任，但这种责任必须和中国的国情挂钩，不能超越当前的发展阶段。

　　中国对“德班平台”持积极态度

　　南方日报：气候谈判从“巴厘岛路线图”下的双轨制过渡到“德班平台”后，中国所承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吗？

　　何建坤：过去，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绝对量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采取自主行动。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德班平台”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同一制度框架，模糊二者在减排责任上的区别。中国需要承担减排责任，但还是要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和我们的国情和能力挂钩。

　　南方日报：在“德班平台”的谈判上，发达国家力图推行MRV，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ICA，你怎样解读？

　　何建坤：所谓MRV，是指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ICA则是一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即如果发展中国家确实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或资金支持，接受MRV是可以的；而对于使用自身资源的减排行动，则无需接受任何国际核查。

　　中国还不能承担绝对量减排义务

　　南方日报：你如何评价我国在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作用？

　　何建坤：尽管目前我国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但是人均碳排放量相对较低。而且碳排放量和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当前中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碳排放量适当增长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我们也十分重视减少碳排放。从1990年到2010年，产出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5%，而发达国家下降35%，世界平均水平是15%。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积极推动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谈判，根据国情和发展阶段采取有力的减排措施，推进国内低碳发展。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我国承诺到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平均每年下降率在4%以上，这样的减排目标是受到国际认可的。

　　南方日报：中国现阶段能承担怎样的减排义务？

　　何建坤：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发达国家承担绝对量减排义务。中国即便是在没有国际协议约束的情况下，也有意愿开展自愿性减排活动，但二者的减排成效无法简单比较。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低于GDP增速，但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还是会增长。因此，中国现阶段还不能承担绝对量减排义务，这一点必须和发达国家有所区别。

　　全球减排还有50亿—100亿吨缺口

　　南方日报：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指出，发达国家不应为减排技术转让设置壁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建坤：现有国际气候变化条约中没有明确提到知识产权的制约，因而默认适用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为代表的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有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最多2℃的目标，在低碳领域的投资每年会新增1.2万亿美元，基于商业的技术转让会给发达国家带来很多收益。遗憾的是，受到专利保护的低碳技术转让价格高昂，减排项目的技术引进成本大幅上升。显然，发达国家对推进技术转移的政治意愿不足。

　　南方日报：如何理解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增加减排目标？

　　何建坤：如果要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最多2℃，发达国家到2020年要比1990年的水平至少减少25%—40%。但现在发达国家的承诺，平均只有15%左右。根据计算，从现在到2020年全世界还要多减排50到100亿吨二氧化碳。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贡献大于发达国家，要弥补这个缺口，发达国家必须承担起责任。(龙金光 李旦 陈韩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