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称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会议中翻新谈判手法

　　原题：警惕发达国家气候谈判手法翻新

　　11月26日到12月7日，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卡塔尔的多哈召开。今年的会址有点特别，卡塔尔是石油天然气的主产国，而气候谈判争论的是如何减少因化石燃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多哈又是WTO多边谈判的会场，但“多哈回合”历时11年迟滞受挫，致使贸易投资领域的多边框架受到质疑。“多哈气候回合”能取得怎样的进展，将反映国际秩序博弈的态势。

　　事实上，全球气候谈判已经演变为与WTO、自由贸易区(FTA)以及地区安全合作机制谈判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后，气候谈判等国际多边舞台进一步成为发达国家利用所谓的规则和规范，牵制、控制、抑制发展中国家增长过快并从中渔利的工具。

　　依据去年德班会议的共识，2020年所有签约国不分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全面参加减排框架，且要在2015年前完成谈判，划分各自义务与权利指标。基于此项共识，多哈谈判一开始便将议题聚焦于如何制定2015年前的谈判计划。

　　另一项重要议题是，如何延长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京都议定书”第一轮减排框架今年底即将到期。德班会议的共识是将其延长，以让发达国家继续先行承担减排责任。

　　欧盟试图主导谈判以捍卫气候秩序的领航地位，但围绕延长5年还是8年的问题不仅内部存在分歧，与发展中国家也意见不一致。美国早在2001年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绝履行率先减排义务，更不会加入二轮减排框架。日本虽一贯以议定书以日本京都命名为荣，但拒绝参加第二轮框架，理由是2011年日本地震核泄漏导致核电停运，必须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无力完成减排任务。

　　后危机时代，美、日、欧均陷入财政危机，产业竞争力下降，面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的竞争，其“多边牵制，双边取利”的制约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多变化，既包括贸易投资，也包括金融货币，更附加了海上安全，而气候、环境、减排则成为其手法翻新的“道义制高点”。

　　以日本为例。为获取利益，日本提出了“两国间碳权信用机制”，挑战联合国多边“清洁机制”(CDM)。同时，日本政府通过设立“绿色基金”与“政府开发援助”结合，有针对性地“定点实施援助”，开辟环保市场，确保日本企业的减排指标完成。在日本看来，CDM需要多国间认定，手续繁琐，因此提出了“两国间机制”。这种机制的特点是，通过日本企业出口节能减排的技术和设备，并征得“受援国”政府的认可，将减排额度转让给日本企业，算作日本企业在国内完成的减排指标。毫无疑问，这一机制既可扩大日本制造业出口，又可确保减排指标的完成。但该机制目前尚未得到联合国气候大会认可，今后日本谈判的重点目标之一就是争取获得广泛的支持落实这一机制。日本还同时针对中国、印度等所有发展中国家提出，2020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加入减排行列，形成“公平且有实效”的法律机制，而不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不提自愿而非强制性措施的原则。

　　以地球气候的名义，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主导产业分工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目标。地震后日本推出的经济成长战略和再生战略并未拿出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也没有对环保领域提供明确的财源支持，而是将战略目标集中到亚洲市场，试图将亚洲的内需日本化。

　　早在2008年的波兹南会议上，尽管各国达成共识主张发达国家要对工业化历史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但日本始终拒绝技术转让，并将重点目标瞄准中国。日本看重的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规模庞大的环保市场。根据“十二五”规划，环境建设、环保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今后的重点目标。中国的“生态城”、“智能城”建设更是节能环保事业的领头羊。

　　据“日经BP清洁技术研究所”估算，2030年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城、智能城的市场规模更高达3100万亿日元，按现价汇率折算约40万亿美元，无疑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市场，也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展开全面技术掠夺的战略市场。

　　近期，日本的钢铁、建筑、高铁、重型机械等企业已开始奔赴印度、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节能型设备，与当地企业合作抢占未来环保市场。日本政府则通过在地区FTA谈判中引进投资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协定，迫使对象国放开市场，实行国民待遇，主导投资规则，维护日本技术，支援日本企业抢占环保市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电站、电网、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和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装备产业。

　　欧美也将战略目标瞄准中国的节能环保市场，重点指向核电、高铁、电站、水务等，更加突出碳权交易和碳汇市场建设，手段更加市场化和政治化。

　　鉴于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手法翻新和掠夺市场的战略用心，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化、机械化和理想化地应对国际多边舞台上的气候谈判。在政策战略的制定、议题指标的设定，以及谈判队伍的构成上，需要以多维度的思维，综合考虑自身和平发展战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社会体系建设等多方面的利益，确保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权利和机遇。(刘军红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