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两大力量围绕制宪展开博弈 民主路起步艰难

　　近日，埃及自去年动荡后首部宪法草案公投第一阶段投票在首都开罗等10个省份进行。根据穆尔西12日签署的总统令，埃及宪法草案在境内的公投于本月15日和22日按地域分两个阶段进行，各持续一天。

　　无论公投结果如何，公投的如期进行本身就已经是穆尔西及其背后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的胜利。在近期的埃及宪法危机中，以自由派等世俗力量为一方的反对党和以穆尔西及其宗教力量穆兄会为一方的当权派，围绕制宪和公投问题展开了对峙和博弈。双方的支持力量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

　　引发埃及新一轮政治动荡的是11月22日穆尔西颁布的赋予其自身更多权力的新宪法声明。该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强调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总统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都是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该声明甫一发布，立刻引来反对党如潮的抗议，认为穆尔西的这一“扩权声明”妨害了司法独立，是大权独揽的独裁行为，埃及人民绝不能容忍“新法老”的出现。反对党并据此提出了“废除扩权声明”和“推迟宪法公投”这两个需同时满足的对话前提条件。

　　在反对党的压力下，总统穆尔西虽然随后宣布废除他此前发布的“扩权声明”，但仍坚持宪法草案公投时间不变。反对党在无法推迟公投的情况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呼吁支持者对宪法草案投反对票。如今，摆在埃及宪政改革面前的两种前景都不乐观。前景一是宪法公投获得通过，反对党则决不会善罢甘休，街头游行仍会成为埃及政治中的常态；前景二是宪法公投未能通过，则埃及政治进程又需回到近两年前的原点，从组建制宪委员会开始，重新起草新宪法草案，政治过渡进程需大幅延长。

　　此真可谓“成亦艰”，“败更难”。埃及的民主之路可谓漫漫征途刚刚起步。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其独特的民主政治转型道路，以及制约这一转型的历史、经济、宗教以及文化等因素。推动埃及政治大转型的风暴其实来得突然。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影响下，2011年2月，仅仅18天的群众大规模游行抗议就把执政长达30年的中东强人穆巴拉克赶下了台，取而代之的却是把持过渡时期权力的将军们。在随后一年多的政治转型过渡期内，军方与迅速崛起的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埃及伊斯兰势力间的矛盾和对抗日益激化，双方围绕着议会选举、制宪委员会的组成等政治过渡“路线图”争执不断。最终，在新宪法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倒置性地依次先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以至于经历3个月之久选举产生的议会却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和“无效”，经历两轮总统选举艰难产生的民选总统，最后却似乎又在通过并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对权力的垄断和集中。

　　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属性于一身的埃及，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同样兼具阿拉伯与非洲这两大地域的特质。长期的个人或家族威权统治一旦被推翻，过去被打压的政治势力如穆兄会则迅速异军突起。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由于埃及缺乏强大和先进的现代民族工业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使得其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基础相对薄弱。冷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之路之所以走得异常艰辛，根本原因在于其民主进程的发轫始于外部历史事件和因素的推动(如冷战结束和苏联东欧剧变)，而不是自身各内部因素发育的成熟。在国家整合、民族认同和社会共识尚未彻底完成，政府权威未曾确立的情况下就跳跃式地进入了政治平等阶段，使得以往阶段未解决好的民族、部族、宗教等问题和政党政治纠缠在一起，制约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同样，由华尔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引发并加剧的北非国家经济挑战(如高失业率和物价上涨)，是催生此轮北非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推手。当变革的大浪迎头打来，埃及国家与社会的各层面只是在“不要什么”(如旧政权和穆巴拉克的统治)方面迅速达成共识，却在“要什么”(伊斯兰主导的神权体制还是世俗体制)方面不能凝聚意志。

　　在将近两年的政治转型期中，埃及社会的三大主导力量(军方、穆兄会、世俗派力量)在权力博弈中交替变换权力舞台上的主角和正反方。先是穆兄会和世俗派力量联手以18天的超级速度赶走了前总统穆巴拉克，随后是穆兄会与在穆巴拉克之后执掌政权的军方之间的权力博弈。我们曾见证过军方在今年6月总统大选之前解散由穆兄会控制的议会，并把立法权、制宪权、预算制定权以及对外宣战权等权力悉数收入囊中的“果断出手”。我们也听到过穆兄会和世俗派力量在解放广场齐声喊出“军方下台”的口号。但当8月穆尔西借助西奈半岛事件成功解除了原军方领导人的权力并任命了新生代的军方高层后，权力博弈的主角便演变成世俗派力量与穆兄会之间的对峙，而由穆尔西一手提拔的新军方高层则采取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穆兄会的立场。

　　如今，新一轮权力博弈因混杂了更多的宗教因素，更使埃及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对埃及未来的国体和发展方向感到不确定而忧心忡忡。穆兄会以追求公正与正义的旗号走向了权力中心，但强调“公正”却并没有多少“发展”经验的《古兰经》教义及穆兄会是否能够解决埃及的民生问题和发展难题，则还是一个尚待实践检验的命题。而当下的事实是，在一轮轮的游行和一拨拨的“独裁者”交替出现的过程中，受损耗的是埃及的经济元气，遭破坏的是埃及的社会基础。姑且不论两年来仍无法恢复的埃及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就埃及社会而言，如今也出现了“一个国家，两个社会”的分裂状态。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尖锐对立正在撕裂埃及社会，也重创了刚刚在民主之路上踉跄起步的埃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非洲研究室主任 贺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