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新干涉主义冲击国际秩序 欲保住霸权地位 (2)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90年代在西方大肆鼓吹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子忽然不用，而改用“保护的责任”的旗子了呢？众所周知，人道主义干预是早先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对外侵略扩张时打出的旗号。1999年3月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了发动科索沃战争，又拿出了殖民主义的这面旗子，因此，在联合国内引起饱受殖民主义之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极大担忧和不满。在当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就人道主义干预问题进行的激烈辩论中，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示了强烈反对。时任秘书长的安南不仅是科索沃战争的支持者，更是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的积极鼓吹者，他在大会后亲自组织了一个所谓“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正是这个委员会在第二年10月给安南递交的报告中提出了“保护的责任”的概念，随后安南就借2005年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召开首脑会议之机，到处游说，把“保护的责任”塞进了会议《成果文件》草案中。

　　因为“保护的责任”的概念是打着保护人的生命的名义的提出的，但理论上是妇科非议的。但在辩论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担心这个概念被西方一些霸权国家滥用，强烈要求修改，最后把“保护的责任”限制在“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的范围之内，并规定只有安理会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就此类罪行采取措施，而且拒绝了安南在初稿中将其定为“国际准则”的主张。然而，所谓“保护的责任”实质上正如潘基文聘请负责保护的责任的特别顾问爱德华•勒克所说“只是遭到贬斥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替代品”而已。美国《国家利益》刊登的一篇文章更直截了当地将其称之为“殖民主义的最新版本”。

　　尽管“保护的责任”被写进了《成果文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的责任”可能被西方大国滥用、干涉他们的内政和侵犯他们的主权深感担忧。在此情况下，第63届联大于2009年7月接连举行了三天会议讨论如何避免滥用保护的责任的问题，潘基文向大会递交了一份题为如何避免饱和的责任被滥用的报告，作为大会讨论的基础文件。会上共有93国家的代表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在揭露和谴责西方大国历年来干涉他国内政的行经的同时，就如何避免“保护的责任”被滥用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但是，美国等西方霸权国家在西亚北非的动乱中还是滥用了“保护的责任”。

　　因此，2011年利比亚战争后，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同年9月召开的第66届联大首次提出了“负责任的保护”的概念，随后她的政府又向联合国递交了关于“负责任的保护”的概念文件，提出了避免“保护的责任”被滥用的6项措施。2012年2月，第66届联大就此举行一次包括中国在内部分联合国成员国参加的辩论会，与会者普遍支持巴西政府的立场和主张。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种种许多防止“保护的责任”被滥用的建议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条：

　　第一， 鉴于西方国家动辄把一国的内部动乱说成“威胁和破坏和平”，以便他们援用《宪章》第七章进行干预，联合国大会应对《宪章》第七章中关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作出明确定义。

　　第二， 同样鉴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一国合法政府为平息动乱，保护平民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任意戴上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等罪名，联合国大会也应对联合国文件中所说的“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作出明确界定。

　　第三， 联合国还必须就如何实施以及由谁去实施“保护的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并应明确“保护的责任”的核心是预防与和平解决，而不是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第四， “保护的责任”不应由选择性，不应仅限于针对部分国家，也不应仅限于针对一国内部的动乱，也应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他国发动战争和借“保护的责任”之名滥杀无辜平民。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北约对利比亚进行狂轰滥炸的行为，均应列入犯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的范围之内。

　　第五， 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独立监督机制，审议和监督安理会决议执行情况。这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在他离任前最后一份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联合国应认真组织讨论和研究德奎利亚尔的这项建议。这种监督机制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今后安理会有关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应对使用武力的范围、强度、对象和时间有明确的限制；(二)被授权使用武力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必须随时向安理会报告执行情况；(三)建立一个在安理会领导下具有法律效力的独立监督机构，有权审查和制止任何超越安理会决议授权范围内的行动。国际法院应有权介入处理违反《宪章》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这也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张。

　　我国必须高举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执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决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上述建议，反对美国等西方大国滥用“保护的责任”，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利用联合国推行新干涉主义的行径，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美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钱文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