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安倍内阁可能仍是一个“危机制造内阁”

　　“敌前逃亡”、“不负责任”、“欠缺(政治家)资质”……——针对安倍晋三2007年9月12日突然宣布辞职的消息，日本主流媒体当时无不视之为“异常”与“异例”，并予以猛烈的抨击。

　　当时，一名评论家便指出，作为一国的首相，突然抛弃政权的行为是明治18年(1885年)日本实施内阁制度以来的第一宗。他写道：“安倍首相身心疲劳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退阵后的第二天就住进病院，也说明了他的健康状况应该很坏。但从这回他忽视代表国民‘国权最高机构’(宪法41条)的国会来看，是不能被容许的。”

　　这名评论家还认为，“欠缺议员资质”的安倍应该辞去议员席位，并建议他退出政坛。作者认为，媒体不应对安倍轻易予以同情。

　　缘何再为安倍抬轿

　　然而，曾被视为“不负责任”与“不成熟”的安倍，不仅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而且还以“给日本夺回活力”的“救世主”姿态，重登首相宝座，成为继名宰相吉田茂之后首名两度掌政的日本首相。

　　安倍究竟何德何能，得以和吉田茂并列，享有如此崇高的荣誉和地位？爱捅日本政治家痛处的日本大众传媒为何在这回“新安倍”的造神过程中丝毫未发挥其以讥讽为能事的本领，反而有意无意地参与到抬轿的行列中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安倍的家谱及其所含意义，以及他的政治理念和当前日本主流政治势力的目标和走向谈起。

　　安倍从政的最大资本，就是替他抬轿者反复强调的“优质政治基因”：他是有“昭和妖怪”之称的岸信介的外孙，也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的公子。

　　“昭和妖怪”神通广大

　　岸信介之所以被喻为“昭和妖怪”，一来是因为他身为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也是甲级战犯)，在战后民主时代的日本，居然还能当上首相；二来是他在1960年因签署美日安保条约的续约而被迫下野之后，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日本的政界。他支持的亲胞弟佐藤荣作自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稳坐首相宝座，是一个例子；倘若其女婿安倍晋太郎不是因为英年早逝，来不及接棒，晋太郎早已是继竹下登之后的日本首相，更是日本自民党内当时达成的共识。

　　6年前，年仅52岁，毫无政治建树的安倍晋三之所以能够压倒诸多叔辈的群雄，破例成为日本首相，他在试用期(面对2009年7月29日参议院大选)不合格(自民党惨败)之后得以不按照党内游戏规则下台，无一不是托岸信介之福。借用当时日本评论界较为刻薄的说法，就是全靠其外祖父及父亲家臣的护驾。但是，没想到护驾成功后不到数周，安倍却突然宣布退阵而落得“不负责任”与“欠缺资质”的狼藉声名。

　　如何为弃甲而逃申辩

　　正因为有着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与不良记录，这回要为小安倍再次抬轿的传媒与论客，也不能不挖空心思，寻找“合理解释”的台词。

　　首先，得对他当年为何突然弃甲而逃做个交代。在这个问题上，安倍阵营这回强调的是因为他得了“溃疡性大肠炎”的“难病”。同情安倍者表示，尽管他当时“难病”缠身，他还坚持到参议院大选，国会施政方针发表后才提出辞职，足见他敬业之精神。

　　至于安倍这回之所以决定东山再起，固然是因为他吃了“新药”，“已恢复健康”，而更重要的是，他痛感当年的政治责任尚未完成。他决心继承当年“摆脱战后体制”，建立“美丽的国家”的方针，“夺回日本的活力”，从而促使日本成为一个“崭新的国家”。

　　肩负“修宪大业”重任

　　所谓“摆脱战后体制”，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90年代小泽一郎抛出的“普通国家论”(中文有译之为“正常国家论”，与日文原义有微妙差异)的同义词。具体的主要任务，就是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及教育基本法。有关这两大方针，旧安倍内阁最大的成果是促使国会通过了为修改宪法铺路的国民投票法案；与此同时，也首次修订了被视为体现战后和平教育精神的教育基本法。

　　保守阵营希望新安倍政权能在旧安倍内阁成果的基础上，快马加鞭，落实“修宪大业”的目标。一本旨在为安倍重掌政权造势、在大选前夕用重金于主流媒体刊登显著广告的“畅销书”，便将安倍与幕府末年的尊王派思想家吉田松阴及1970年切腹自杀的三岛由纪夫相提并论，捧之为要实现“壮大国家目标”的大政治家。

　　该书强调，三岛由纪夫当年面对自卫队的“无力感”与安倍所要挑战和驱除的“战后体制”之“浊流”，是同一性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与三岛由纪夫力图摆脱战后和平宪法及其对战后日本人精神的束缚一般，安倍新政权的最大的卖点及其对选民的最大许诺，就是修改宪法，“挺起胸膛，回归‘日本人’”。

　　“突破危机”还是“制造危机”？

　　了解了为安倍抬轿者的上述基本台词，人们再回头看自民党总裁安倍这回在众议院竞选活动期间发表的诸多鹰派言论与政策，包括决心修改宪法，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按：2005年11月，自民党在建党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正式公布旨在大幅度修宪的《自民党新宪法草案》，主张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而未公然建议改为“国防军”)、派遣公务人员驻守“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主张行使集体防卫权等，就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因为，这是他对保守势力的基本许诺。说得透彻些，如果不全面落实这些政策，一个一度被视为“不合格”的首相没有再度被抬入首相府的“正当理由”。

　　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日本保守势力梦寐以求的“修宪大业”如果没有出现意外，看来将在安倍任内完成。届时，日本能否成为脱缰之马，毫无疑问是各方视线之所在。

　　至于有人因为上回安倍上台后马上访问中、韩，开展“破冰之旅”等外交活动，而希望安倍新内阁为“现实利益”再次“豹变”，看来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了。何况安倍本人曾在诸多场合透露当年其“豹变是假”，“权宜之计是真”的心境，他断不会假戏真做。足见“豹变论”之不可期待，也没有必要期待。

　　事实上，安倍对6年前在任期间未能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并声称要修改或放弃 “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等事关历史认识的谈话。新政权同时强调，要从“深化”转为“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澳大利亚、东盟、印度、韩国及俄罗斯的关系，从而牵制被视为对手的中国。这些姿态，必将加剧日本与邻邦乃至亚太的紧张关系和衍生不稳定因素。新安倍政权究竟是“危机突破内阁”，还是“危机制造内阁”，不能不令人格外关注。(卓南生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