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称西方患上“空谈误国”症 应尽早改革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实，“空谈误国”也是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一条普遍规律，对西方国家同样适用。西方陷入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有“空谈误国”的因素。如果西方体制无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谈误国”症，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将加快。

　　西方“空谈误国”症的主要症状有：

　　一、空耗内斗

　　由于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驱动，政客做事的主要考虑总是选举的需要。以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为例，尽管国家几乎破产，但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打口水仗。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但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难怪有西方学者这样评述希腊政治：“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美国的“空谈误国”症也很严重。美国金融海啸本质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尽管危机当头，民主、共和两党却迟迟无法就应对危机达成共识，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至今仍未中断。英国《金融时报》去年曾发表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角，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

　　二、言而无信

　　西方模式一个普遍问题是政客喜欢开空头支票，但大都言而无信。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这也正是日本政坛走马灯一样换首相的20年，政客们竞相给出美丽的承诺，但落到实处的非常有限。西方政治制度今天的特点之一就是产生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日本是一个典型。前首相野田佳彦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凡人一个，既非世袭议员，也没有雄厚资金，既不是帅哥，也没有卖点，但有一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日本《大众周刊》一篇评论说：“如果实行美国式的竞选辩论就可以改变日本政治，我们只要有一群杰出的辩论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国家政治混乱，不是这种人太少，而是这种人太多。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辩论家，而是实干家!”

　　四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但四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医疗改革仍然悬而未决；他承诺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6万亿美元。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调侃过美式民主的言而无信：“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2011年标准普尔降低了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公众对美国国会的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17%。

　　三、民粹盛行

　　民主政治在西方越来越演变成民粹政治，即政客对民众的不断操纵和忽悠，只要选票来得快，政客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虚招都可以玩，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结果是许多西方国家治国理政中的理性与责任日渐缺位。去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唇枪舌剑，就内政外交、经济民生等问题展开论战，而屡屡“中枪”的却是远隔万里的中国：明明是华尔街的贪婪等因素造成了美国今日之困境，政客们却大谈中国人偷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还将中美贸易失衡归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于美国政客来说，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忽悠百姓，拉到选票，所以中国就成了美国诸多问题的“替罪羊”。

　　这种一味讨好选民的民粹政治是美国各级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加州政府破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民粹政治使政客一路高喊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财政陷入恶性循环。南欧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相继出现财务危机，主要原因也是低能政客竞相讨好选民，各种各样的福利支出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百姓来买单。

　　“空谈误国”导致西方民主品质的严重滑坡，其大背景是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也就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表演、拼空谈，政客所做的承诺很少兑现，多数选民对此也无可奈何，结果是国家治理品质的普遍下滑甚至急剧下降。

　　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丰厚家产，如西方多数国家那样，他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一段时间；而对于那些祖上遗产不多的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后，情况就更糟。印度实行西式民主，也染上了“空谈误国”症，其主要政客9年前竞选时的一句大话、空话：5年后世界将“忘掉上海，转而只谈孟买”，今天成了一个经典的政治笑话。

　　如果说中国概念的“空谈误国”点出了西方模式的某种顽症的话，那么“与时俱进”大概就是中国可以给西方模式开出的药方。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利时在经历了54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危机后，这个西方国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9世纪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这段话说得很棒！如果西方还是拒绝“与时俱进”的改革，无法克服“空谈误国”症，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恐将难以避免，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加速滑向“第三世界”。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在许多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内部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第三世界”，而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西方国家该警醒了：与其忙于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民主，还不如好自为之，痛下决心，全面修理一下自己的治国理政模式。

　　(作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